莎士比亚曾说“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节”，这句话对朱生豪的人生而言再合适不过。

浮尘回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病交迫的知识分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生活条件与翻译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形下，以十年之毅力埋头译作，潜心莎学，译稿几经丢失，却毫不气馁地从头再来，翻译之魂燃烧至生命最后一刻。在朱生豪短短的三十二年岁月中，他对莎士比亚、对中国翻译事业的热爱真正达到了一种忘我的人生境界，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

从1935年春收集莎士比亚资料起，至1944年12月与世长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生豪呕心沥血，翻译莎剧前后近十年，译出莎翁的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共三十一部半，只剩五部半没有译出。在日复一日的翻译中，朱生豪创立了其独到的翻译理念。他认为介绍莎士比亚不但要雅俗共赏，通俗易懂，而且要便于在舞台上演出。秉承着这样的观点，朱生豪采用以白话散文为主的形式译出了中国翻译史上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对莎剧的理解，来源于他对莎氏的真诚崇拜。他不断钻研莎剧和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

朱生豪在翻译中不囿于将原文大意译出，而是尽可能保持原作之神韵。为了能将译本搬上中国舞台，他每译一段都自拟为读者，自拟为演员，以审辨语句是否顺口，音节是否和谐。他常常与剧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充分体味原作之精神，必求确切传达原作风格而后止。他在《译者自序》中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曹禺评价说：“像朱生豪，更是把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作为终身事业，不幸旧社会恶劣环境迫使他死于贫病，差六个剧本没有完成全集的翻译。” 

著名莎学家、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由当时的世界书局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译作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译出如此高质量的剧作。”

卞之琳先生论定：“朱生豪年纪最轻……他在上海孤军奋战，当时在国内译出莎士比亚剧本最多，几乎全译了，他终未全竟其功而病逝。他（朱生豪）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戈宝权说：“朱生豪是位年青的翻译家，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开始搜集莎士比亚著作的各种版本，加以比较研究，并着手进行翻译……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严肃的，因此，他的译本在当时也是比较好的。”

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著名翻译家方平指出：“更值得钦佩的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青年翻译家朱生豪开始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工程。在抗日战争期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凭着极大的毅力和呕心沥血的工作热忱，以及非凡的才华，在短促的一生中译成了三十一个莎剧……即便为山九仞，也已出色地完成了一份超人的工作。”

苏福忠认为：“朱译莎剧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英汉两种文字互相‘移植’中的空前吻合。尽管到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译法的莎剧版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

罗新璋先生也指出：“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读者。”许国璋先生在《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一文的按语中说：“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在此。”

朱生豪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通达神韵的翻译思想、自然晓畅的翻译方法显示了他所独有的典型的朱译风格。当我们今天打开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本，《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那句“生存还是毁灭”的经典独白依然吸引着读者步步追随。深得莎翁神韵的朱生豪遗译，为莎学在中国建树了第一个里程碑。朱生豪翻译莎剧的成就举世公认。黄源认为：“朱译莎剧显示出译者具有精深的中国诗词的修养，他的诗才渗透在汉译莎剧的字里行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诗人，若没有相应的诗才，是无法使洋诗中化，恰到好处的。”朱生豪正是以其中国文学的修养成功翻译了莎剧，这些都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回到历史中，才能更好地还原他的人生之路。

黄源在《朱生豪传》序言中，开篇第一句话即为“朱生豪，在我的心目中，早该是一位树碑立传的人物”。但遗憾的是，关于朱生豪先生的研究在学界是匮乏的，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将他作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来研究，从他的翻译本身着手，研究朱生豪的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和翻译价值，专著有朱安博等的《朱生豪的文学翻译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和段自力的《朱生豪莎剧翻译经典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论文如曹禺的《曹禺论朱生豪》（载于《中华莎学》，1991—1992年的第3—4期）、方平的《朱生豪并未误译》（载于《中国翻译》1994年第6期）、朱骏公的《朱译莎剧得失谈》（载于《中国翻译》1998年第5期）、李伟民的《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苏福忠的《说说朱生豪的翻译》（载于《读书》2004年第5期）、朱宏达和吴洁敏的《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载于《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以及贺爱军的《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 年第3 期）等。

第二个方面是朱生豪个人的人生经历及译莎艰难岁月的历程展示，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译莎坎坷历程，如吴洁敏、朱宏达所著《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朱生豪之子朱尚刚著《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商务印书馆，2016年）、《谈朱生豪》（打印本，嘉兴三人丛书工作室，2004年版）和《朱生豪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

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对朱生豪生前所写的诗词、信件等史料的集中展现，如宋清如编《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范泉编选《朱生豪“小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朱尚刚编《秋风和萧萧叶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朱尚刚整理的《朱生豪情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和《伉俪——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迄今为止，尚未有关于朱生豪年谱的相关著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因此，将朱生豪的人生价值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璀璨光芒用年谱的形式保存，正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朱生豪用生命之光点亮的那些译莎诗句，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回响，他的才情、气节永远被我们铭记：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一个纯洁、高贵的灵魂，在中国播下了莎士比亚古老诗剧的种子，他将中国人的精神之根牢牢地扎在祖国母亲的文化土壤之中，他就是朱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