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这个假设，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不是对于已逝的人，而是对于活着的人，对于活着还要写作的人。”

　　曾推出《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传记的评论家张新颖写过十几篇围绕“无愁河”的文章，集结成书，正是《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书中围绕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展开一幅历史画卷，讲述几代写作者的有情人生。

　　自2009年，黄永玉开始在《收获》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时，那种不急、耐心、从容的文风就注定了这是一部漫长的“长河小说”。后来，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三部曲出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漫长的写作过程，也是黄永玉在“停不下来”的怀念里，唤回沈从文的方式。

　　黄永玉是湘西凤凰人，沈从文是他的姑表叔叔。其祖上是拔贡，祖传砚田耕种，有着读书人的家传。对于黄永玉来说，沈从文不仅是自己一生的领路人，更是“人生的标杆”。正是在表叔沈从文的鼓励下，黄永玉才完成了离开凤凰小城、回到祖国、摆脱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

　　“他一次又一次无限遗憾地表示，要是表叔能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想象表叔会加批注，会改，批注和改写会很长很长，长过他自己的文字。写作，也是唤回表叔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不论是写沈从文，还是写自己，还是写其他，黄永玉想象中最直接的读者对象，是他的前辈们，“其中必定有，他的表叔沈从文”，而这条“无愁河”，同样滋养着后辈的读者，它潜藏着一股成就人的力量。

沈从文与黄永玉在“罐斋”家中

　　张新颖也借由书中这些文章，探讨了几代写作者与其所身处的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激发出来的智慧和能量。书中既有有张新颖与黄永玉的对谈、有黄永玉的插画、有围绕《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随感、有对昔日同窗友人的追忆。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烘托出“无愁河”这一强大传统的影响力。

　　书的作者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是作者继《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九个人》后的作品。进一步的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不再局限于一个人，而是“无愁河”这一强大传统本身——爱、怜悯、感恩。

　　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朱雀城》出版时，黄永玉给读者的献词就是：爱，怜悯，感恩。这也是他写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题旨。

　　在沈从文看来，“有情”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而黄永玉对事物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他的绘画与文学创作，恰恰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有情”

　　沈从文和黄永玉这两代人，在精神实质上并非判然两条道路，更似是两股支流，汇入一条“有情”的长河。

　　我们节选书中部分段落，也以此缅怀黄永玉先生。

黄永玉在家中

　　◎ 书摘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节选）

　　一

　　二○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李辉邮件：“黄先生八月四日九十岁生日，下午要办一个小范围的自助生日宴，黄先生问我，你有无可能来参加？请回复。”

　　哪里有不参加的道理！我还没有见过黄先生，这么意外的好机会，怎么会错过。那时候正值暑假，我在山东老家，就从青岛坐高铁到了北京。八月四日下午，先与李辉、应红会合，坐他们的车，去郊区顺义太阳城小区。

　　黄先生已经坐在小区会所里，西装，领带，烟斗。一见面，我还没来得及贺寿，黄先生就说：“你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还是停不下来，读到天亮，读完了。原先零零碎碎的东西，你完整写出来，就固定下来了。”

　　我本来带了书送给黄先生，沈朝慧——沈从文当作女儿抚养的侄女，黄永玉的表妹——已经买了一本给他。李辉说，黄先生先读的还不是书，书还没印出来之前，就在《收获》上读了。

　　所以黄先生接下来说：“也有缺憾，就是没有插图。”

　　我说：“黄先生，我没有什么可插啊。您自己画，可我不会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上连载，每期黄先生都画好几幅插图。

　　我坐在黄先生的右手边，人逐渐来，问候黄先生，我站起来让位置，几次之后，就坐到了黄先生左手边。黄先生发现了，指着右手边的椅子对我说，你还是坐到这边来，我这边的耳朵好一点，说话方便。

　　我问了一个不少读者问我的问题：“黄先生，沈从文四九年、五○年已经过得很不好了，为什么还写信让您回来？

　　黄先生先是哈哈笑，说起话来就神情严肃：“噢，他，他是很会超脱的，他是很真实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郑可先生，一个老先生，他也是。郑可先生比我早回来一年，从香港，并不等于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就很朦胧，很蒙昧。当时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个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么后来就感觉到……比如说住的地方，每一个教授都这么差，可大家都开心，感觉到朴素，大家都应该去怎么样，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一回来就这样。香港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好，一回来怎么这样呢？连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说，基本上是很超脱。”

　　接着，黄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沈从文有个年轻时候的朋友，是我的干爹，叫作朱早观，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是沈从文当年的小朋友，而且是我爸爸的亲家，他们的好朋友。这个人，脾气听说很怪，怪到什么程度呢，在延安的时候，让他做贺龙的参谋长，贺龙都不敢要，让他做彭德怀的参谋长，彭德怀不敢要，最后呢，王震要了，做了王震的参谋长，一直做到解放，打仗很厉害的。解放不久，他跑去看沈从文，抱了个大西瓜，‘你看啊，你要是早帮共产党，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好意，但是军人的那个表达法，粗，直。所以那种气势，压力很大。朱早观的那几句话，给他，也不好受。‘啊，哈哈哈，你要是当时帮着共产党，你今天就不怎样怎样，你看丁玲，啊，你看现在人家怎么怎么样……’”

　　凤凰旧友、苗族将领朱早观到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其时沈从文正处在自杀之后的精神恢复过程中。

　　黑妮过来，请父亲切蛋糕。谁说了一句，昨天这么热，今天这么凉快。黄先生道：“因为我生日嘛，当然天气好了。”大家都笑了。

　　再坐下来，话题转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三大本八十万字已经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获》上连载。喜欢的人期待着，每两个月才能看一段，两三万字；也有不喜欢的人，非常发愁，怎么还不完、还不完啊。嘿嘿，早着呢，第二部走出了凤凰，走上了社会，但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现在写另外一个环境了，不是家乡。那个社会的学问很深奥。你比如说，当时的泉州，泉州的开元寺，有一个剧团，从宋朝传下来，它演的戏呀，佛经故事，还有宋朝的打诨，包括演完戏还有角斗，这都是传统。同泉州其他的戏，高甲戏啊，什么戏，不一样。我能够那么地碰到，真不简单。”

　　“这个跟您的注意力也有关。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记忆力真好，很多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的人说，我的人名太多了，是个缺点。我说我不写这个人名，事儿就出不来。人是跟着事儿出来的，没有人，就没有事儿。十一月份，我就特别写了一段声明，讲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认真去看它，晃过去就行了。几百个上千个人的名字，你记它干嘛！你就记事情，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我本来想写当代的文章，开头改了四五次，他们嫌故事太少。这是个大故事。后来我把这几段删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么呢？老朋友，天天见面，哪有这么多故事嘛？不可能啊。讲啰里啰嗦的事！我就是讲这么啰里啰嗦的那一类事。最后我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那一段，我说，我找‘我’也找了半辈子，就这么写就完了，不写别的。”

　　黄先生抽了口烟，又说：“还有，对悲剧，不发感叹，就把这个端出来就是了。”

　　又抽一口烟。“有个老头在乡下，专门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个小地主一样的人，村子里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学在这个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欢我，让我到他楼上去，打开柜子，看，不要走近，你远远地看，他介绍，版本什么的。介绍到一半，他说，‘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你不用我介绍了，我就不介绍给你了。’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说，‘你不能摸。’”

　　黄先生讲得我跟他一起笑起来。

　　“那是四十年代嘛，我说，‘现在你不要不好过。我长大了，来陪你，等赶走了日本人，我就来陪你去访书，我们到建瓯、到福州、到哪儿去访书。’他就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笑，‘长大你不可能陪我访书的，你讨老婆，生孩子，哪里有空！’我说，‘我带了老婆孩子一起来陪你访书。’他掐着指头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我等你来，你可一定要来。’五十年代他大概就没有了，地主，抄书，肯定没有了。我就不说这个，就只把事情说出来。他在泉州一代是最权威的……这一生碰到很多这一类的人，包括沈从文，不要下结论，他怎么惨啊；就等于‘伤痕文学’，你写‘伤痕’干什么，就写事情嘛。你不要以为人家都不懂，只有你懂，你把它写出来，不用的。”

　　《无愁河》正写到与这位乡下老人相遇的故事，《收获》的校样刚出来。

　　我跟黄先生说，《无愁河》第二部，《收获》正连载的这一部分，我看到您跟父亲告别的地方，特别感动。一个小孩劝慰父亲，不停地说话，说了一段，又说一段，还说一段，可是从头到尾，您没写父亲说话，一句没有。第二天父子分别，其实已是生死之别，您这个长篇那么“啰里啰嗦”，可是到这关头，反倒俭省到吝啬，不肯多写一句。控制得这么厉害。

　　黄先生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父亲是二五年的党员，我妈妈是二三年的党员，现在很难想象。以前，我问我妈妈，你今年多大了？她说，跟润之同年；我说你见过吗？她说见过……”

沈从文小说《边城》插图 (一九四七年) ，为黄永玉木刻作品

　　“您书里用这个姓，张，张序子，沈从文《来的是谁》写您家，说不姓黄，本来姓张，有什么道理吗？”

　　“我本来姓张的。不晓得祖宗犯了什么法。有种传说是，我们湖南的房子都是板壁，木板墙，隔壁是个国舅，或者国舅的亲戚，我们这边小孩在念书——我们开私塾馆的，几百年都是教书的——他在隔壁那边看，这边的小孩拿着香棍把他眼睛戳瞎了。犯罪了，之后就跑到云南去，跑到云南多少年，再回来，改姓。这是我听说的。”

　　黄先生又说：“沈从文，可惜，没写下去。”

　　生日宴开始，自助餐，分散坐；还设一张大圆桌，八九个人，黄先生，沈朝慧和她丈夫、雕塑家刘焕章先生，我也被李辉安排在这一桌。我问刘先生年纪，他说是三○年生的，八十五，比黄先生少六岁。黄先生高兴，一桌子欢声笑语不断。

　　宴后兴致更涨上来，几个人又去了黄先生家。黄先生最近找出沈从文的一幅字，才裱好，正好拿来，展开给大家看。

　　饭厅一面墙上一幅大画，画面居中，是黄永玉勾勒的屈原，线条简洁疏阔；围着画像，沈从文“秃笔”小字写楚辞，起笔写《九歌》，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九章》，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满满当当，密密麻麻，约五十行，两三千字，止于《涉江》“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时在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已经八十岁，写得这么酣畅淋漓，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客厅挂着黄先生祖母的肖像，是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早年的炭笔画，黄先生竟然能在五十年代的北京找到。

　　黄先生拿出一瓶白酒，九十二度！这怎么喝啊？抿一小口，赶紧跟上几大口矿泉水，还是有马上要烧起来的感觉。一位老兄多喝了几杯，先告辞。半小时后又一位告辞，发现找不到自己的鞋：被前面那位老兄穿走了。打电话过去，已经醉到反复提醒也不觉得鞋有什么不对的程度。后一位只好穿着前一位的鞋离开。大家哄笑，你一言我一语编起故事，设想两位回家后如何向老婆交代。黄先生奇想谐谑，说得自己也大笑不已，眼睛眯成一条线。

　　十一点始散。李辉周到，让我明天单独和黄先生聊聊天，当晚我就住在小区里的宾馆，黑妮事先已经定好了。

沈从文和黄永玉摄于1950年代  冯至摄

少年多谢相遇的世界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一、路线和年龄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翻开来是一张手绘地图，标着：“哈哈！这八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这一部就叫《八年》。图上的红线，连接起一个个地方，划出了一个少年的“道路”；现在出版的是上卷，这张图上的路线，暂时只看到这么长就可以：

　　十二岁的序子，离开家乡朱雀城（凤凰），到长沙一二八师留守处找爸爸；又随留守处经武汉、九江等地，迁往师部所在的安徽宁国；适逢一位远房二叔从师部回集美学校，序子就跟着二叔，经杭州、上海，坐船到厦门，考入集美初中；未几，日军攻打厦门，学校迁往安溪。厦门、安溪集美学校的生活，是描述的重点。但序子“异类”的行为，使他不得不离开安溪集美，另转入德化师范学校；德化待的时间更短，仓促逃离后，在同学老家过了个温暖的年，即往泉州浪游而去。这个时候的序子，十五岁。

黄永玉作品: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

　　二、记忆力和多情、多谢

　　写法呢？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出现什么就写什么。你得一再惊叹黄永玉记忆力之好，清晰，完整，实为罕见。偶有记不得的地方——从集美农林学校到安溪的路程、刚到达后的情形、晚自习照明用什么灯——特意标出，无限遗憾：“活了九十岁，一辈子对自己的记忆力从来颇为自信，唯独迷蒙了这三件事，以致留下了‘真空’，实在对不起自己和读者。”（210页）

　　记忆力的问题似乎没啥好讨论的，有的人记忆力超群，有的人记忆力糟糕，天生的东西不必讨论。但除去天生的部分，记忆还有后天的运作，譬如你为什么记住了这件事而没有记住那件事，就是选择和舍弃。记忆有自动选择和舍弃的功能，但在自动之外，也还给个人留有空间。可以讨论的，就是这个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永玉记得那么多，记得那么细，是他的记忆力想要记得那么多，记得那么细。他的记忆力想要都记下来。

　　为什么想要都记下来？概而言之，是因为他经历的人、事、物，和他都有关系，他对这些都有感情。这话听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其实关键正在这里。我经历了某些事，但我很可能觉得这样的经历对我没有一点影响，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更谈不上感情，日久年深，忘了也很自然。黄永玉特别，他不筛选，凡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都和他的生命产生关系，由关系产生他的感情。所有的经历，不仅是好的，还包括坏的，都能够吸收转化为生命的养分。没有关系，没有感情，怎么记得住？

　　所以，从这里，可以见出黄永玉的一个特质：用年轻时候的朋友汪曾祺六十几年前的话说，是“多情”，“对于事物的多情”。这话出自一九五〇年汪曾祺写的《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多情”跟好多方面联在一起：“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的对于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源泉。”

　　这种“对于事物的多情”特质，换作汪曾祺的老师、黄永玉的表叔的说法，就是对世界的“有情”。

　　用黄永玉自己的说法，也是他常说的，是对世界的“多谢”。

　　供图：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许金艳
　　责编：邓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