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想到“小说的侧颜”这个题目的呢？作为一位中学教员，非常不幸，提到小说，就中规中矩地讲“三要素”？仿佛不讲三要素，就不得法，就不懂小说，就不能教学生。事实上，人物环境情节早已成为小说的表面肌肤。鉴于此，我在写小说评论时，常常受到掣肘，常被人问及“这个小说写了什么？”“情节好不好看？”之类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当下的优秀小说有些是“反情节”的，毕竟我们的生活波澜不惊、暗潮涌动，而小说不是知识，不是经验，小说的内部结构、人物关系、情境变化常常超越小说本体的三要素，而成为我关注的重点。

再有，我与小说家但及认识8年有余。他的面相，在我很熟悉，亦如他的小说，我读的也不少。但对他的一张照片，一直抱有疑问，我指的但及新浪博客博主头像上的那张——身在尼泊尔某山峰，手执登山杖，头戴鸭舌帽，眼看远方且笃定，在旁的是高峰上的野草……这是一张侧颜照。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怀疑那是不是另一个人。

由此观，一旦认知固化，事物就变得无趣。倘若，小说家还局限于人物、环境、情节的设定，那么就可能会写出陈腐之作。用日常的语言去修复普通人生，具有恢复生命光环的文学力量。小说家但及在创作中短篇小说时，经常有不问来去，只问当下，他的创作耐心以及坚持侧颜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值得细考。

短篇小说《钟》，发表于《长江文艺》2022年第5期。倘若，你不细读，很容易忽视“钟声”的存在。当“我”莫名地接收了“姑姑”的遗产，在清风苑的陌生而盈满霉味的屋子内打量墙上的旧照时，一种发自当下社会“自闭心灵”的鸣音响起——“突然地，屋子里发出一个声音，怪异且猛烈。当的一下，又当的一下，一个突兀的声音从后面响起，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一只挂钟。老式的挂钟挂在墙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仿佛正在提醒这屋子里的人。”当读者隔着文字“听”到这沉闷的钟声，人生的虚无与孤独、世相的荒诞与警醒，小说家的巧妙设计与社会截面的呈现，定能撼动人心。

初读《钟》，我读到了《我的叔叔于勒》的结构，若瑟夫的儿童立场，与“我”在童年时对姑姑的印象一致；后来，随着陌生姑姑的死亡，通过遗书重新确立了“我与姑姑”的联系后，我看到现实版《佩德罗·巴拉莫》的样式，小说以恰到好处的陌生感，复原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她被尘封得太久。而“冥想即时间的终止”，钟声响起，唤起了死寂生命中的价值和意义。

物化的“钟”就是该小说的侧颜。而经济萧条的背景，是小说的另一个侧面。但及在塑造“我”获得一笔横财时，把“我”的生存境况展示了一遍，从五金厂下岗、再创业，被妻子冷嘲热讽，内心的落寞无处释放。通过“我”对姑姑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下中国中两种生活态度：其一是唯利至上；另一种是艺术为上。唯利是图者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姑姑”这样的杂技艺术家才被掩盖了，其艺术理想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借此，小说反映了当下普通百姓的精神状态。

但及在创作中短篇小说时，尤其注重小说内部的气息。他曾说：“我是一个痴迷旧物的人，经常骑着电动车去破落的工厂、老旧的理发店、荒凉的墓地，寻找生活的气息。”在我看来，这样的“身临其境”是创作小说的必杀技。

刊于《花城》2022年第3期的《露天牌场》，具有浓郁的底层生活气息，并印证了“唯有欲念止虚空”的现实。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露天牌场与花圈店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花圈店的生意惨淡，单身男主更是寂寞难耐，在虚空之时，一个身材姣好、个性直率的外地妇女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的关系从“借厕所”到“借钱”，小说家借此引导读者观察社会与人生——陌生人究竟值不值得信任？处于离婚状态的花圈店老板将“弱者互怜”上升到“人性良知”，不仅给了美味的“青团子”，还给出了几万元积蓄。在所有人都确认“男主”因为欲望被骗钱财时，他收到了来自四川某地的特产和音讯。但及再次向人们宣扬了社会良知仍在，即使人们将信仰丢在了露天牌场，我们仍要坚守良知。唯有温情，我们才能抵抗彻底的虚无。

中篇小说《石门湾》发表于《青年文学》第5期，这个小说的背景发生了吴越国的分界地——石门。围绕这泥沙俱下的运河水，一段救人与报恩的故事徐徐展开。当然，小说的侧颜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同一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被救者范明是留洋医学博士，救人者老木是犯过错的糟老头。救人本是陈年旧事，因范明荣归故里，偶被提及。两个阶层的人得以相交，老木以为心怀感恩之意的范明可以提升自己的生存尊严，他不需要金钱，只想让“干儿子”替他整修旧房子，以此来弥补亲情缺失的晚年生活。但范明并未意识到“干儿子”与“干爹”之间存在某种温暖，或许他从内心里排斥这底层的糟老头子，更不会顾及他人的尊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人性，读者会发现并无决定的对错与恩仇，只是立场不同，侧影定然不同。

修复、臧否、陌生、萧条、虚空……普通人生，同样值得探究。但及一直在中短篇小说的路上耕耘、精进，他的小说始终坚持开凿灰色地带的隐秘空间。在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中，探究人性的可能。只能说，小说的侧颜令小说本身更立体、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