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兴范蠡湖畔西施妆台侧，立有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上书“陶朱公里”几个字。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楚国人，相传他助越灭吴后，曾携西施在此隐居，后泛舟五湖，其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范蠡进能出将入相、兴邦定国，退则聚财散财、救危扶贫，是历代读书人仰慕的对象，被称为“商圣”“文财神”，是后世儒商的鼻祖。

　　自古以来，嘉兴人民勤劳诚信、宽和良善，嘉兴为滨海泽国、水乡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有海港运河之便，兼渔盐稻谷和丝绸棉纱之利。自隋唐得到大规模开发，两宋以降至明清时期，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鱼米粮仓、百工之城、商贸重镇。在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到境内城镇商肆栉比、百物辐辏，稻米丝绸北抵京师、南达闽粤、远销海外的商贸活动。

　　在众多禾商中，有一些人以另一种面目活在史册志书之中，如元代的杨梓、明代的项元汴、近代的张元济、当代的金庸等，他们是成功的商人，而方志史书给他们贴的标签则是文人，这类人兼有两重属性，是禾商中颇为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儒商。为此，我们从历代人物中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一番简单勾勒，看看禾商身上的文化特性。

桐乡濮氏：丝绸业中的慈善家

　　桐乡濮氏始祖濮凤是山东曲阜人，靖康之难时随赵构南渡，后定居语溪梧桐乡幽湖（今桐乡濮院镇）。他督率僮仆，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子孙相传，成为富豪。濮凤还将北方先进的养蚕缫丝技艺教给周边的农民，带动四邻八乡蚕桑丝绸业的发展。濮凤的六世孙濮斗南因拥立宋理宗有功，赐第名为濮院，濮院镇由此得名。

　　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濮凤九世孙濮鉴弃官从商，在濮院镇开设四大牙行，收购当地丝绸，远销国内外，推动当地丝织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濮院为中心的地域性丝织贸易市场。濮鉴不仅广招财源、经营有术，创建了濮绸的品牌，而且传承了濮氏“轻财重义，乐善好施，崇文重教，诗书传家”的良好家风。

　　他办学兴教、调和纠纷、修建寺观、修桥铺路、赈救灾荒、体恤孤寡，为濮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濮鉴英年早逝，其子濮允中继承家业，丝绸商业日益兴隆，濮氏财富日渐丰厚。

　　濮鉴与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管道升夫妇交好，濮鉴所建福善寺落成之际，邀赵氏夫妇二人到濮院，赵孟頫为福善寺大雄宝殿题樑，管道升在大雄宝殿西粉壁画竹。濮鉴去世之后，赵孟頫还为其作墓志铭。

　　明朝建立，朱元璋严厉打击豪强地主，濮院濮氏被抄家流放。相传，朱元璋与张士诚军队交战时，濮氏曾资助张士诚军粮食十万斛。后来，朱元璋又在嘉兴城见濮氏嫁女至甪里街汤家过于奢侈，因而将濮氏全族72支分散流徙28处，远至云南、福建。永乐以后至万历年间，部分濮氏族人陆续回到濮院，但已难再现昔日荣耀时光。

海盐杨氏：海运业中的戏曲家

　　海盐杨氏始祖杨发本是南宋福建水师官员，降元后督管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与其子杨梓长期居住在澉浦，为澉浦的建设和港口贸易做过许多贡献。他们的家族还经营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与东南亚诸国开展贸易活动，后来还承办了海路漕运。

　　杨梓的弟弟杨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年纪轻轻就率船队到南洋贸易，两度来到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从东海到波斯湾，一来一回要数年时间，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杨枢第一次去波斯湾是元大德五年（1301），比明代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他在开展经贸活动的同时促进了与沿途各地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海盐澉浦杨氏的文化特性，更多集中在杨梓身上，他不但是一名航海家，还是一名戏曲家。杨梓精通南北曲，与散曲家贯云石友好，组织表演海盐腔，创作了不少杂剧散曲剧本。在杨梓等人的努力之下，海盐腔与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等相互融合，孕育产生了伟大的昆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瑰宝。

　　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喜欢舞文弄墨、流连青衣粉黛的人，当年是如何率领船队远赴万里之外，与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搏击，在异国他乡与语言风俗全然不同的人沟通的，但我们可以说，在他和他的父亲兄弟以及随船队员身上，绝不缺少勇于冒险拼搏的开创精神。

嘉兴项氏：典当业中的收藏家

　　项氏是嘉兴的名门望族，首建功名的项忠官至兵部尚书。他在陕西巡抚任上，平定叛乱，赈济灾民，实施了许多惠政。这个家族中有许多人走上了科举之路，出仕为官，在当时这被视为正途。却有那么一支族裔独以经商致富、以收藏闻名，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光耀门楣，这就是项元汴和他的天籁阁，项元汴就是项忠的族孙。

　　项元汴的藏品罕见而珍贵，彝鼎玉器法帖名画“甲于海内”“三吴珍秘，归之如流”。在努力经营下，他的资产日增月涨，迅速进入全国富豪榜的前列。如果项元汴只讲风雅不讲实际，肯定成不了一个商人，起码不会是一个好的商人。精打细算，以藏养藏，没有这种意识，项元汴的财富不可能日益增长，收藏王国也就建立不起来。

　　项元汴精于鉴赏，善于绘画，与当时名流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多有交往。他乐于将天籁阁的收藏供文人墨客赏析品鉴临摹，间接培养了吴门画派的仇英、松江画派的董其昌，他的孙子项圣谟受家庭熏陶成为一代名画家，对中国书画艺术传承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留在书画上的那些印迹，也是当今研究中国收藏史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张元济、陆费逵：出版业中的教育家

　　海盐的张元济是近代著名的文化宗师，他与桐乡籍的陆费逵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他们所领导和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成为了当时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影响了几代人。

　　张氏是海盐的大族，数代为官，建有藏书楼——涉园。张元济早年考中进士，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永不叙用。他到上海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的编译事务，结识了在里弄中开设印刷厂的夏瑞芳，后来竟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加盟了夏的商务印书馆，并长期主持经营管理。张元济由官员变为学者，又转而成为商人，目的是要“昌明教育”。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式教科书，出版新式杂志，整理国学经典丛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开办东方图书馆，各项业务风生水起。但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印刷厂、图书馆遭到侵华日军炮火摧毁，但张元济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断引进新人，开拓新业务，寻找新商机，商务印书馆劫后重生、蒸蒸日上，保持了它作为亚洲一流、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地位。

　　陆费逵祖籍桐乡，曾在武汉开办书店，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后成立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适应了辛亥革命后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对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需求，一时间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也一跃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一流出版社。

　　两家出版社，不但在教科书编辑出版上各显神通，还在翻译外国名著、点校整理古籍诸多方面你追我赶、激烈竞争，在互相激励中成为国内出版业两座并峙的高峰。这样的充分的良性的竞争，对企业的成长、优秀文化的传播都极有益处，也显示了张元济、陆费逵两位主导者卓越的管理能力、经营策略和独特的文化视野、家国情怀。

海宁金庸：报纸新闻业中的武侠小说家

　　在中国，金庸的大名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而金庸的理想是办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写小说只是他的副业。

　　金庸原名查良镛，查氏是海宁望族，历史上出过众多名人。金庸曾是《大公报》的记者和编辑，为了吸引读者，他与同是编辑的梁羽生一起撰写武侠小说，并以金庸这个笔名在报纸上连载，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与古龙、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金庸本人则被人称为“金大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金庸对侠义的定义，也是自己人生的写照。并不满足于小说创作成就的他，1959年，与中学同学沈宝新联手创办了《明报》，以针砭时弊、为民请命为己任，施展自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生追求。

　　在报馆林立的香港，一张报纸要想站稳脚跟并不容易，《明报》同样如此。创刊初期，每日出版一张，但销路不畅，亏空严重。最困难的时候，金庸连员工的工资都付不出，要靠典当为继。为了扩大发行量，他就写武侠小说，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他白天写武侠小说，夜里写评论，刊发了不少紧扣时事和独到见解的报道社论。人们说，金庸拥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笔”。

　　20世纪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经过几番努力，《明报》成了香港最具影响、深受好评的报纸，日销量一度达到了18万份。《明报》之外，金庸还开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报业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张。1991年，他成立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7000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1亿元，金庸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报业巨子。

　　就在金庸的报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2年，金庸主动将《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于品海。过了两年，他又辞去了名誉主席职位。此后，他应浙江大学之聘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2005年，金庸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历史学和哲学，5年后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近代以来，嘉兴的成功商人还有许多，比如在上海实业界颇有声望的嘉兴人姚慕莲，金庸的同族同乡、纺织大王查济民，桐乡籍金融家卢学溥等等。这些人物有着许多相近或共通的特性，他们都有良好的家世或教育背景，有深厚的文化学养；他们的经营活动多少与文化发展和传播有关，有为文明传承的使命感；他们顺应时代要求追求卓越成就，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崛起与复兴，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馈社会，有博大宽阔的胸怀。这些是他们的处世之道、经营之道、成功之道，应该也是禾商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