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传统的购书方式，《太平欢乐图》中有《归安卖书人》一叶，画中有两个人物，一个背包者为卖书人，似乎正在向翻书者推销自家的书本。案语云：

《瀛奎律髓》注：陈起字宗之，在睦亲坊，张肆卖书。浙江士人喜聚书，而坊贾鬻书，《瀛奎律髓》之外，他书未曾多见。今我朝右文稽古，开四库全书馆，裒辑群书，文德广被，士子益蒸蒸向学。各州邑书肆遂如栉比，兼有负包而卖者，多乌程、归安人也。

唐宋律诗选集《瀛奎律髓》中，讲到一个跟卖书有关的故事。当时，临安城里有位武林学士名叫陈起，字宗之，宋宁宗时曾获乡试第一名。他住在杭城睦亲坊，著书、刻书、卖书、藏书，经营着一家书肆，所刻图书在当时声名远播。

“坊贾”是书商的别称。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中提到“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可见，当时书商的活动已十分活跃。昔日浙江一带的读书人，但凡有一定的财力，都喜欢聚书藏书，因此多出藏书家、藏书楼，在我们嘉兴，明清以来的项元汴、项笃寿兄弟的“天籁阁”“万卷楼”，朱彝尊的“曝书亭”“潜采堂”，近代张元济的“涵芬楼”等都是远近闻名的藏书楼。

清代，因编制《四库全书》，朝廷向民间广泛征书。《太平欢乐图》的策划者之一、定居桐乡的徽州人后裔鲍廷博，是一位乐于进贡自家珍藏的藏家，当然，这与当时嘉兴一众藏家包容开放的收藏心态不无关系。因此案语中对《四库全书》编撰的赫赫功绩着墨甚多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批嘉兴藏书家不仅只把藏书看作是自家私产，而是视之为传承文化、泽被后世的无价之宝。明末清初嘉兴学者、收藏家曹溶，曾撰有《流通古书约》。文中论及历代藏书家重收藏轻流通的弊端，过于珍视珍本，秘而不宣，造成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成为孤本，一旦遭逢天灾人祸，往往难以保全，就此湮没。因此，他倡导藏书家互相传抄所缺图书，或将所藏珍本刻版刊行，以此保存古籍、延续文脉，这在当时是极有创见的主张。

随后，案语笔锋一转，提到了各州各县鳞次栉比的书店，除此之外，还有卖书的背包客，而这些卖家多为乌程、归安人士。

这两地今日皆属湖州。历史上，湖州是享誉盛名的书业重镇，不仅各类典籍多有刊刻，先进的套色技术造就的版画插图精美绝伦，盛极一时。湖州书商通常被唤作“湖贾”，他们舟楫往来于长三角、太湖流域和运河沿岸的乡村、城镇，近邻嘉兴也是目的地之一。

旧时，嘉兴老城面积不大，“一府二县三孔庙”的格局在明初已基本成形。嘉兴府学和嘉兴、秀水两座县学坐落在如今的中山路和勤俭路上，彼此相距不远。

除了这三所旧时嘉兴最高学府外，在今天道前街机关幼儿园处，还有一座宏文馆，相当于古代考试院，是昔日嘉兴学子科举考试院试所在地。按照明清两代科考取士制度，每年会在各地举行两次院试或童子试，合格者为生员（秀才），考取后方能进入县学、府学继续深造。清代嘉兴地方文献《古禾杂识》中，有关于宏文馆的记载：

宏文馆前直街，自韭溪桥至西埏桥。每遇岁科两试，学政按临七邑，士子咸赁屋而居，咿唔之声，东西迭起，俗谓之抱佛脚。

除了交代宏文馆的位置，每当院试之际，嘉兴府七县的学子都要来此赶考，在附近租屋暂住，如果平时吊儿郎当，这时候就会忙不迭地临时抱起佛脚，捧起书本卖力诵读，因此，每逢考前，整条街上读书声此起彼伏。书中还说：

趁集者，列肆市中，百物辐辏，喧哗杂沓，书夜不已，此街因名集上。

读书人汇聚的地方，自然涌现“考试经济”。宏文馆周围因考试、考生形成了热闹的市集，除考生的吃穿用度，自然少不了与考学相关的书店，说不定其中就有几爿当年临安城陈宗之那般的书肆，吸引往来的书生驻足翻阅，说不定还有类似今日教辅之类的应考“宝典”，配合考生“抱佛脚”。

或许，还有几位如《归安卖书人》中那般装扮的“湖贾”，在宏文馆前走街串巷，与书店书摊抢生意，卖力地推销着自家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