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平湖籍大儒陆稼书（1630—1693），名陇其，字稼书，是清代从祀孔庙第一人，也是嘉兴地区从祀孔庙第一人。有清一代，陆稼书地位尊崇，康熙皇帝感叹“本朝如这样人，不可多得了”，乾隆皇帝御批“研精圣学，作洙泗之干城；辞辟异端，守程朱之嫡派”，诗人俞鹤湖说他“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梁启超说：“平心而论，稼书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我们对于他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陆稼书受到了冷落。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陆稼书又重新走入了我们的视野。中华书局出版了《陆陇其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陆陇其家训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陆陇其集》，浙江平湖、上海嘉定、河北灵寿等地政府和民间也对陆稼书表示出了高度的重视，重建了陆稼书家族祠堂、尔安书院、当湖书院等文化场所，举办了“陆子文化节”“陆子故事节”、陆稼书学术讨论会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陆稼书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推广。可以说，陆稼书已经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符号重新嵌入到了地方文化建设中去。

　　陆稼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5册《陆陇其全集》中，收录了陆稼书的大量书信，其中他写给儿子陆定徵、陆宸徵等人的家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教育子女读书仍有着一定启示。

　　据史书记载，陆稼书有四个儿子。长子陆信徵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次年痘殇。次子陆定徵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二十一年（1682）亡故。三子陆安徵，生于康熙五年（1666），康熙九年（1670）痘殇。四子陆宸徵，生于康熙七年（1668），是陆稼书去世时唯一在世的儿子。因陆信徵、陆安徵夭折，陆稼书对陆定徵、陆宸徵尤其上心，特别是对陆定徵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康熙十七年（1678），陆稼书进京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期间，给陆定徵写了一封信，题为《示大儿定徴》，详细讲述了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在这封信中，陆稼书首先讲了读书的功用。他指出：“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这是陆稼书对读书功用的界定，在他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获取富贵，而是为了明白圣贤道理，免得沦为世俗平庸之人。儒家讲究“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为人之学是外在的，通过读书来获取功名富贵；“为己之学”是内在的，通过读书来提高道德修养，提高人生境界。很显然，陆稼书认可的是儒家“为己之学”，他也希望陆定徴能够深刻理会儒家“为己之学”。

　　其次，陆稼书讲了读书和做人的关系。他提出，读书和做人是同一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读书人”三个字中包含着读书和做人两重意思，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的区别在于读书人能将书中圣贤道理用到做人上去，而不读书人不知道书中圣贤道理，自然也就不会将圣贤道理用到做人上去。

　　再次，陆稼书讲了读书的方法。他指出“读书以精熟为贵”，要求陆定徴熟读精思，下实功夫背诵“四书”“五经”。他还着重指出“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提醒陆定徴读书不要强求速度，而是“绵密不间断”，日积月累，功到自然成。

　　与此同时，陆稼书还讲述了“经典”与“时文”的关系，应该以儒家经典和传世古文为根本，日日夜夜，勤加诵读，至于八股时文，读上几十篇，了解一下“规矩格式”，大体知道怎么写就可以了。

　　最后，陆稼书总结全文，得出三点结论：读书和做人是同一件事，读书的功用是“明白圣贤道理”；读书的方法是“循序渐进”、“精熟为贵”；应对科举考试，要以“读经读古文”为根本。

　　《示大儿定徴》中，既有关于读书的思想观念指导，又有具体读书方法指导，既能指明方向，又有可操作性，其中充满了深深的父爱。可惜，陆定徴虽少年聪慧，却英年早逝，未能继承陆稼书的学术衣钵。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除夕，在陆定徵去世三个多月后，陆稼书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告长子定徵文》。他写道：“汝生聪慧，读书学文，日益加进。吾不欲以俗学课汝，欲引汝到圣贤路上，宁拙毋捷。汝亦深知吾意，不肯以苟且自期待。吾心内喜，谓可大望，孰意其竟至此也？”陆定徵的早逝让陆稼书多年心血付之东流，可惜，可惜。至于他的另一个儿子陆宸徵，仅有中人之姿，虽人品端正，却与道统无缘。

　　陆稼书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的学问多半是遵循先贤朱子“熟读精思，循序渐进”的教诲，通过不间断的阅读和实践得来，是真正的学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思辨的追问。《示大儿定徴》中既有对先圣先贤读书观的继承，也不乏他自己多年读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他对读书和做人关系的论述，可谓真知灼见，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系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