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方

与佛光寺的长老道别时，梁思成承诺，一定会向政府申请基金，来年修缮寺庙。他们又在五台山中游荡了几天，但并没有发现更多重要的建筑遗迹，于是辗转离开山区。1937年7月15日，他们见到了从太原运来的报纸。因为发洪水，报纸投递耽搁了。躺在行军床上阅读过期的报纸，他们才得知，日军已经在八天前开战，全面抗战爆发了，而他们身在山中，浑然未觉。

刘敦桢也在外地考察，战争爆发后，才从中原匆匆赶回北平。一个月后，他们栖身的城市也沦陷了。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他们，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难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被朱启钤寄予厚望的这些年轻人，将迎来另一种叵测的命运。林徽因回忆，他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才终于取道天津抵达长沙。但长沙也非久留之地，他们被日军追袭，继续南下。路上，林徽因生了肺炎，这病症困扰着她的整个后半生。所幸，有过多年田野考察经验，她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能快速打包行李，带着年幼的儿女，随时动身。他们还随身带着一小盒酒精棉，每次吃饭前取出一点，给碗筷消毒。这一幕，让九岁的女儿梁再冰难以忘怀。她从未想象过常在客厅里笑语盈盈的母亲，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竟这样从容干练。

人在湖南，刘敦桢决定顺路回故乡探亲。渡船异常颠簸，风浪很疾，樵夫的歌声与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他却独坐在船上读书，对两岸的风光与险滩均视而不见。战火搁浅了他的研究与调查计划，他也只能依靠这点滴努力，来弥补人生的遗憾。

他无法容忍自己停下脚步，回到新宁没多久，就开始考察附近的民居、宗祠和廊桥。他深信这些田野考察同样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南部，地理位置偏僻，不容易受到外来影响，因此，一些古老的营造方法应该也没有被完全遗忘。他对山涧之间、平原之上隐约出现的廊桥尤其感兴趣，测绘了故乡的江口桥，并在几年后写下《中国之廊桥》，分析总结中国古代桥梁的嬗变。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尽管背后代价惨重。

抵达昆明后，中国营造学社又被迫从城内的循津街迁往郊外的麦地村兴国庵。生活愈发困苦，他们却依然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多年以来，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与研究其实一直存在一大盲区。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更关注宫廷建筑和佛教建筑，对民居不够重视，刘致平却希望为这种“用最少的钱造出很合用又很美观的富有地方性的建筑艺术”正名。他钦佩民居背后体现的民间智慧，匠人们“只是老老实实地用最经济的方法，极灵活简洁的手法造出很美好的住宅，它那优美生动的式样是很可爱的，而且是各地不同，花样百出，美不胜收的”。

他在昆明寓居的房子，是云南中部典型的四合院建筑—“一颗印”，顾名思义，它的外观如同印章，两层住宅环绕着天井，有三间正房，左右各有两间耳房，即所谓“三间四耳”。刘致平对这座房子进行了测绘和研究，并在几年后完成了《云南一颗印》。后来，他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下去，在四川各地考察了二百多座民居建筑，测绘了其中六十多座，它们成为他写作《四川住宅建筑》的基本素材，终于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战火蔓延，他们却从未稍忘学人的本分，甚至比从前更加迫切地考察、研究。他们无力扭转战局，改变时代，却也习惯了苦中作乐，随遇而安。

苦难催人肝肠，但也能砺人心志。

悬崖上的佛国

1939年秋天，热闹的兴国庵突然安静下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从昆明出发，前往四川与西康考察古建筑。兴国庵里，只剩下母亲们陪伴着孩子们，后来，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自嘲道，“这倒也符合尼寺的清规”。

悬崖下面，汹涌的江流不断变化着名称——长江、青衣江、岷江、嘉陵江……水随山势，莽林无边。它们看起来并无二致，只有路在脚下不断延展。

从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他们从秋天一直走到春天。抗战流亡，却也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审视西南地区的建筑遗存。那些散落在山野之间的古迹，在仿若旷古的黑暗里等待着他们。

西南考察是北方之旅的延续。四川保存下来的木构建筑以明清两代为主，七曲山大庙建筑群中的盘陀殿兴建于元代，已属罕例。这些不同形制的木构建筑和壁画，拥有明显的西南地域文化特征，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素材和启迪。

四川的佛国，更让梁思成发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世界。

东方建筑，木构之间，大美无言，顽石之中，亦有苍凉。他在北方踏勘过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对四川一带的摩崖石刻则所知甚少，不过，早年在东北大学任教时，他还是颇有些神往地对学生们说：“摩崖造像，除北数省外，四川现存颇多。广元县千佛崖，前临嘉陵江，悬崖凿龛，造像甚多。多数为开元天宝以后造。”

时隔九年，他终于在大江荒山之上，亲眼看见了散落在四川深山之中的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多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中继续回顾这一幕：“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

星星点点的石窟，是佛祖散落在大地上的足迹。它们从长安入蜀地，沿着金牛道，一路蔓延。“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星星之火却在四川燎原。

但时代正遭遇巨变，曾被视为不朽的石头同样难逃一劫。梁思成抵达广元时，千佛崖几乎面临灭顶之灾。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大半造像被毁。梁思成百感交集地写道：“千佛崖在县治北十里，嘉陵江东岸，大小四百龛，延绵里许，莲宫绀髻，辉濯岩扉，至为壮观。唯近岁兴筑川陕公路，较低之龛，剞削多处，千载名迹，毁于一旦，令人痛惜无已。”。

其实，外国学者们早就踏勘过四川的摩崖造像。19世纪初，柏石曼、谢阁兰和伊东忠太都曾造访四川，不过，谢阁兰认为，四川的造像艺术价值不高，“只能供宗教之证明，而其造像不足以供审美者之鉴赏也”。

然而，梁思成一行关注的不只是造像优美与否，佛国之中，其实别有洞天。在这些佛龛中，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线索。夹江千佛岩99窟、128窟、137窟的背景是三座楼阁，中间通过阁道连接，佛像两旁有佛塔和经幢，128窟呈现的更是典型的唐代密檐式塔造型……它们都为他研究《营造法式》提供了直观的证据。日后，他将兴奋地揭示这一点：“龙门唐代石窟之雕凿者，对于建筑似毫不注意，故诸窟龛鲜有建筑意识之表现。然在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

1940年春天，风尘仆仆的父亲们终于回到昆明。他们在半年里考察了四川和西康的三十一个市、县，一百零七个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守候在兴国庵的母亲们和孩子们早早地等在村口，梁思成从人力车上跳下来，立刻与林徽因拥抱在一起。这一幕，让习惯了农村生活的孩子们目瞪口呆。

百感交集的梁思成还在期待下一次考察，却并不知道，四川之行，竟是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最后一次结伴长途跋涉考察古建筑。

一个时代行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