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振甫兄是至交，与他相处越深，越觉得他是真心利人，不为自己的。

“学术大咖”钱钟书点名请他责编《管锥编》，并评价“与他相处越深，越觉得他是真心利人，不为自己的”。

他是第一流的编辑，被称为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共和国编辑界的“大国工匠”。

他的名字叫周振甫，22年前的今天，周振甫先生逝世。

周振甫，原名麟瑞，1911年2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城关后底分金弄。6岁入私塾，后入稚川初小、东吴高小，其间短暂得到诗学大家唐剑花先生的教授，颇得《古文观止》《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的熏陶。15岁，入读稚川中学，有作文才能。一次，稚川中学校长葛嗣浵在教室外听课后，向国文教师陈伯叙问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陈伯叙答：“周麟瑞作文第一。”葛校长遂进教室勉励周振甫好好读书，不断努力，为学校争光，为国家出力。后来，周振甫没有辜负期望，以勤勉苦学、实事求是之校对编辑功力，为国家图书出版事业贡献了全部心力。

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周振甫在中学毕业后辗转赴上海森昌泰营造厂、平湖协康钱庄做了三年学徒，1931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等学习。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招录朱起凤《辞通》校对，周振甫在通过《老学庵笔记》断句测验后被录用，从此开启了漫长的校对、编辑生涯。入职早期，周振甫凭借着扎实的古文功底、严谨细致的作风，参与编校了《辞通》《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文心雕龙注》等重要文史著作。

1947年，周振甫初识钱钟书，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这一年，周振甫受命编校钱钟书的《谈艺录》，一方面在读完书稿后，深为钱钟书的才学所叹服，另一方面其编校之认真也为钱钟书所赞赏，因为他不仅订正了《谈艺录》中个别错误，甚至在编校过程中还根据作品脉络编出了一份目录。为此，钱钟书还偕夫人杨绛一同去开明书店当面向周振甫致谢。1948年6月，《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出版。钱钟书在赠周振甫的签名本上赠言，其中有句：“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

范军、曾建辉所著的《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中评价道，“以钱钟书颇有些孤傲的才子性格，对周振甫三番五次地表达谢意，并视之为‘良朋嘉惠’，可见他对周振甫的编辑工作是极其满意的，对其知识水平和能力是高度认可的”。周振甫也由普通校对员逐渐成长为“名牌”编辑。

1953年4月15日，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正式联合，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开明书店的同事郭绍虞力邀周振甫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周振甫有意接受复旦教席，最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等方面的极力挽留下，周振甫继续留在了编辑岗位上。

作为学者型编辑，周振甫在兢兢业业完成编辑工作之余，埋首古籍，创作出《诗词例话》，大受读者欢迎，销量达几十万册。此书分“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五个部分，共有75个小专题，均由短文构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此书之外，他的《文章例话》《小说例话》等作品也颇受大众喜爱，传播甚广，影响颇深，故有“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之誉。

1975年，周振甫被调入中华书局第二编辑室。也是在这一年，钱钟书写成《管锥编》初稿，这是一部皇皇巨著，“涉及7种语言，引述了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涉及学科10余类，总字数达100多万”。钱钟书电话给周振甫，请他下班后去家里聊，并在院子里等候，待周一到，钱拉着周进屋，晚饭后便拿出自己的书稿，请他带回去看，并提提意见。周振甫将这些书稿视为珍宝，“读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原书来看，有了疑问，就把一些意见记下来”，最终整整记录了38页4万多字的具体建议。对此，钱钟书又一一回应，数字至千言皆有之，有的是讨论，有的则是吸收。周振甫当然成为了《管锥编》的责任编辑，1979年8月至10月，《管锥编》四册在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数十年编辑生涯，周振甫在与钱钟书、范文澜、夏丏尊、吕思勉、童书业、夏承焘、袁珂、冯其庸、蒋孔阳等学术大家交往过程中，不仅能发现他们的一些失误或不足之处，还能以严谨治学的专业能力提出一些补充完善的意见建议，不愧为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周振甫一直坚守的做人底线。敢于坚持和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建立在他扎实的文史功底之上的。”这是《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一书中对周振甫的评价。

1987年4月，周振甫荣获中国编辑出版界的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

1997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被问及数十年研究古典文学的心得时，周振甫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把古代的一些好东西，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大家。”如果说“好东西”是周振甫编辑、校对或撰写的作品，那么“实事求是”无疑是他对于这些作品发自内心的态度。

“个头不高，白白胖胖，千层底鞋，步态很轻，待人接物总是满含慈祥的微笑，浓重的吴音或许难懂，却让你从中倍感亲切，这恐怕就是人们印象中周振甫先生的定格。”这是编辑黄克用曾对先生的描写。先生作为一代编辑的人格、风范，将继续启迪后人，影响中国编辑出版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