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左三为作者外婆

我已经有六个年头不去墓地扫墓了，我对亲人的缅怀，只是静静地凝视眼前的照片，在心底里自问自答，自说自话。

在过去的生活中，几十年来，只要有家人的照片，我都会仔细保管好。从前拍照少，都是胶卷洗印出来的，留存得很少，更是弥足珍贵。我的柜子里，是满满的照片，满满的回忆。今年由于疫情，有关部门提倡“云扫墓”。我翻开相册，想想逝去的亲人，这也是我的“云扫墓”。

从前没有“云扫墓”。小时候我跟着外婆去扫墓，嘉兴人叫上坟，后来跟着母亲去给外婆上坟。再后来，母亲病倒了，我接替母亲，带领子孙去给外婆上坟。

我还记得小时候跟随外婆上坟的情景。在清明前的某一天，选个天晴的日子，外婆就会把准备好的三、四只小碗放进竹篮，里面有荤素搭配的菜，反正是平常舍不得吃什么，里面就有什么。还有几双筷子，几个酒盅，半瓶黄酒。出门前，外婆用一块布盖在上面，然后嘱咐小孩们一个个出门，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能让街坊邻居看出动向。50年前，上坟这个事，是封建迷信，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我们沿着铁路，一路上不断有火车从身边轰隆隆地驶过，呼啸的火车有一股气流，像是要把人吸过去。我抱紧树干，或是抱紧电线杆，然后别过头，眼巴巴地望着火车，觉得刺耳的汽笛声很好听，火车的油烟味很好闻，猜测着它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 

我的外婆生于1900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代，朝代更替，兵荒马乱，注定了她的一生必然是艰辛的。外婆6岁那年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从小就在黄浦江先后送走了边拾破烂，拣煤渣，渴了就嚼嚼路边的甘蔗皮。后来她一共生了六个小孩，但是在她51岁之前，丈夫及五个孩子，命运只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她的一生不停地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遭遇，如此接二连三的悲痛她都能扛过去，顽强地生存着。

外婆生得矮小，却腰杆笔挺，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的身躯不曾佝偻过。我小时候总在她身后，搭上她的双肩，跳马一样，一上一下，粘着她。外婆摇摇晃晃，承受住我的重量。生活的多灾多难没有在她脸上刻下伤痛与哀怨。那时候，在弄堂居民区，经常有逃荒要饭的老人出现，那些来自安徽、河南的要饭人，是真穷，大冬天光着脚丫子，穿的衣服是布丁上面缝布丁，有老妇人怀抱小孩，只讨饭吃、不讨钞票。外婆总是会问起他们老家的收成光景。每当久旱不雨，外婆就会叹气：今年要饭的又会多啊。

外婆除了不识字，几乎无所不能，纳鞋底，做霉豆腐，推磨做年糕、包粽子、拉平板车、砌砖头样样会上手。冬天的早晨，她总是起得最早，先把我们的棉鞋用脚炉捂热，再去菜场买菜。买菜回来，嘴里会哼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哄孩子们起床。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外婆终于垮下了，得了脑中风。医院回来，外婆手脚明显不灵了，她颤巍巍还是想帮助做些家务，被母亲按下了，外婆默不作声低下了头，她感觉到自己不中用了，成了累赘，非常的自责。

那天，当我用自行车驮她去街道诊所做康复的时候，她显得很高兴，手心里攥着5元纸币，说是看病用。我记得这5元钱，是我第一年参加工作时，从18元的工资里给外婆的零花钱。在这以前，都是我伸手向她讨的。看到外婆执意要把5元钱贴进医疗费，我很心酸，外婆心里一定是觉得自己生病要花钱，拖累孩子，过意不去。 1982年8月，外婆在中风两年后，再一次突发脑溢血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是外婆带大的，在外婆走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下了夜班，总是骑车去坟地里转转。春天里，摘几支油菜花放在坟头，跟外婆说说话，外婆终于不操劳了，静静地听着。我告诉她，我们用上煤气罐了，不用担心我不会生煤球炉子了。

40年过去了，外婆在我心里依旧那样的清晰。我还记得5岁那年，外婆搀我去城东幼儿园报到，那天，她第一次松开了她的手。光阴如梭，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行列，在家带孙辈了。清明节，通过我的“云扫墓”，写下扫墓的感想，表达我对外婆和其他先人深切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