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那是一个黑瓦白墙的大院子，住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一家占着一个角落。每当爸妈回忆起大院子，总叫它老屋，我也顺着叫了。

　　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女人们开始争着早起晒被子。院子里零散的晾衣杆永远是最重要的阵地，妈妈说，被子要常晒，被子暖了，人才睡得踏实。她火急火燎地掀开我的被子，嘴里不停催促着：“快点快点，金婶这人最不客气了，晚去一点杆子上就都是她家的被子……”我明明已经麻溜下了床，不知她到底是在催我还是催自己。

　　我爱听掸被子的声音。阿姨们很乐于做这件事，藤条掸着被子，一声一声又一声。细细看，棉絮漂浮在空气中，孩子们忍不住去扑腾，弄得阳光也凌乱了。在这里，生活简单到掸掸被子也能成为乐趣。我一睁眼，总能嗅到空气中混合着的棉絮的味道。被里的棉花经过阳光的穿透似是重新回到了生长的时刻，它们静静地舒展，一场暴晒后又变得松软绵密。

　　妈妈说的金婶就住在院子西边儿。金婶话少，她的男人比较善谈，我叫他张叔。张叔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据说小妹刚生下来，张叔一家忙花钱给她取名，最后定大名张淼淼，小名就叫苗苗。小妹一直健健康康的，说起话来像只百灵鸟，笑起来脆生生的。

　　孩子一多，院子里就热闹。我年纪大些，自然就成了最有威信的孩子王，带着他们上蹿下跳，追流浪狗、爬树摘果子、扮演江湖英雄……偶尔我也安静地坐着给他们讲讲课本里的稀奇故事，这当然是做给大人看的。爸爸每次看到都要训我，羞不羞？这么大了还跟着小孩子玩！我总不以为意，乐在其中。

　　住在院子东南角的是房东爷爷和房东奶奶。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种些花花草草，盆里种了凤仙花和薄荷叶，也有大朵大朵的菊花，陶罐里长着芦荟。往上看，爬山虎偏往墙上攀援，它伸展着腰肢，藤蔓一圈一圈缠绕着。丝瓜倒是乖乖顺着竹竿长，很快就冒出了小叶子。我常自喜，虽然我没有鲁迅那样的三味书屋，却有一个百草园呢。

　　老屋真的很老了，那一棵陪着老屋的小樟树早已顶天立地。一到夏天，房东爷爷就在树下放一张躺椅，收音机里播着戏曲，咿咿呀呀的。手里的大蒲扇也悠悠地摇着，拿来驱蚊，晃着晃着人就眯着了，樟树子掉了一身都不知道。

　　秋天是房东奶奶的主场，她采下几朵凤仙花放进瓷碗里，撒进些明矾，拿起小棒槌开始轻轻地捣着，捣成泥状就能敷在指甲上了。摘下薄荷叶包住指甲，又剪一段爬山虎的藤蔓缠住。过两天取下，指甲就是红彤彤的了。

　　房东奶奶给我包好指甲后，我总是很着急，时不时地望望它、戳戳它。这样很容易弄散，所以我的指甲就不是红彤彤的，而是粉的。我慌慌张张跑去找房东奶奶再给我染一次，闹得凶了，她也不生气，无奈地刮刮我的鼻子说：“再皮，我就不给你包了。”房东爷爷就喝着茶，在一旁笑呵呵地听我们聊天。我仰起头冲他眨眨眼，哦，他杯里的菊花好像还是我帮忙晒的呢。

　　院子外有个小巷子，巷子口有一家夫妻早餐铺，是最早运作的，永不晚点的闹钟。人们每天都在这里聚散，清早下班的环卫工在这里踏踏实实坐着喝豆浆，老板也能给急着上班的人递一份粥。

　　我找了个空位坐着，老板笑眯眯过来招呼：“要点啥啊？”我故意卖关子，带着点老主顾的娴熟和自信，只是说：“你问老板娘，老板娘知道的。”没一会儿，老板又笑眯眯迎上来，手里端着一份加葱的馄饨，一点不差。

　　这个早餐铺就这么长长久久地开在巷子口，一天也不落下。夫妻俩人好，总是客客气气的。金色阳光下，老板娘穿着围裙、驼着背在蒸锅旁边转来转去。一打开蒸笼，腾腾的热气四散，模糊了光线，空气中满满地洋溢着锅贴的香味。老板也不清闲，忙着招呼客人呢。每每经过这里，感觉时间都为他们驻足，岁月都为他们低眉。

　　夹竹桃落的那天，我们一家搬走了，住进了高楼，那个花光了父母半生积蓄的高楼。

　　高楼总是严谨的，一块块大理石紧密地贴合，花园里的草木照着轨迹生长，多长一片叶子也要被修剪，连那小径的鹅卵石都排列得规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没位置晒被子了，整个阳台只属于她一个人。邻居的大门总是紧闭着，我们几次去问候都无人回应，我默默凝视着紧闭的门，它也铁青着脸盯着我。

　　我突然意识到，相比于高楼里的沉静，那喧闹的人声和叮当的车铃更能让我心安；相比于宏伟挺拔的大厦，那一抹青黛的墙瓦更能常驻心间。当我回望住在老屋的日子，只觉得美好环环相扣，一花一草一木都自由呼吸，有人照料它们时，它们生得饱满滋润。无人照料的时候，也怡然自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啊，也有匆忙和失意，一场嬉笑怒骂后，又能坚韧地面对一切。

　　老屋低矮，黑瓦破损，白墙也斑驳。可它一直在我心间，从未模糊半分。只是不知樟树下还有没有咿咿呀呀的曲子，也不知那些花花草草又落在谁的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