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洲区王江泾镇上原有一座道院，名叫纯真道院。它就坐落在现在的济阳桥的北堍，也有人把它叫作“纯真观”“南圣堂”。
在这座道院内的西南角上，有一座祠堂叫作“菊隐祠”，也作“陶菊隐祠”。它是镇上的百姓为纪念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义士陶菊隐而修建的。
话得从南宋初年说起。1129年，金兵突袭扬州，刚逃到扬州不久的宋高宗只好在十六将仕郎陶观等大小官员的护送下再次仓皇南逃。
当他们南逃至嘉兴时，宋高宗便下诏让陶观驻守于此，屯兵金桥，以防金兵进一步南侵。就这样，陶家在金桥安顿了下来。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 1276 年时，陶氏已在金桥生活了近150年、繁衍至了第五代。第五代有兄弟二人，哥哥叫陶造图，他承袭了将仕郎这一世职。
同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陶造图奉诏勤王，散万贯家财募集三千义兵，并多次去军中拜谒文天祥讨要兵法，屡破元军散兵。然而，由于统治者的不作为，南宋王朝终于在三年后走向了覆灭。
宋朝灭亡后，陶造图始终不忘自己是宋朝人，身先士卒，髯发尽灼，与元军在金桥力战，最终却因兵溃而家毁。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兵败后，陶造图便到王江泾镇上过起了隐居生活，并将自己所居住的堂屋取名为“忠孝堂”，以明己志。
尔后，又在堂屋外种植了上千株菊花，并自号菊隐。后人有诗赞其所为，如蒋之翘（字石林）的《闻川怀古诗》：“钱塘王气已消沉，草野犹存报国心。不负柴桑老孙子，冷香秋色一堂深。”
王明福的和诗：“凤山宫阙已销沉，重构犹存忠孝心，不种冬青种秋菊，义熙遗恨一般深。”宋景和（字兰岑）的《闻川泛棹集》：“三径萧条松菊存，茅堂绿上藓苔痕。冷香秋色无人问，还是柴桑老子孙。”
唐佩金的《闻川缀旧诗》：“忘家思报国，血战力勤王。种菊遗民老，犹传忠孝堂。”归隐后的菊隐公始终没有忘记收复失地的志向。
一方面，他收容了许许多多前来投靠他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他与华亭（今上海松江）的殷澄、皇室的赵梦僩非常友好，人称“秀州三义”，他们在暗中时刻准备着复兴宋室。
秀水籍学者沈云桂（字秋帆）在《闻川志稿》序中赞道：“临安既陷，菊隐毁家起义；金桥一旅，再接再厉，虎虎有生气。迨夫日薄崦嵫，鲁戈空挥，犹后与殷澄、孟僩，抗西山之节；秀州三义，皎然不欺其志。呜呼，伟矣！”
然而，不幸的是，有人不小心走漏了菊隐公他们暗中所行之事的消息，元朝廷便命丞相巴延前来确认此事真假。
巴延经过多方打探，终于亲自找上门来。他以让菊隐公出来做官，给元朝廷效命为由，试探菊隐公的反应。
当巴延走进自己家门之时，菊隐公便知自己此番已难逃一劫。于是，他一方面与巴延虚以委蛇，另一方面在暗中将自己的住宅改为了纯真道院，然后带着妻子儿女偷偷逃到了杭州西北的洛山，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将自己的墓地也选在了那里。
临终前，他告诫自己的子孙不得在元朝廷做官。菊隐公的子孙继承了他的遗愿，直至元王朝灭亡都没有出来做官。
后来，镇上和附近的百姓在纯真道院内为菊隐公修建了祠堂，又为他和殷澄、赵梦僩另建了“三义祠”，以表达他们对这些先人的缅怀之情。
元朝末年，眼看元统治者即将消亡，菊隐公的孙子维一、维义一起从杭州返回王江泾，并在雁湖（今王江泾镇雁荡）旁居住了下来。兄弟俩重义轻财，一时豪杰多归之。
当时，恰值强盗蜂起，维一、维义兄弟俩便散财练兵，护卫家乡；流寇屡屡受挫，便不再敢前来骚扰当地的百姓，百姓无不称赞陶氏兄弟。
光阴荏苒，维义公的后人陶钲与陶镒兄弟俩偕隐雁湖滨，筑“同心楼”以示友恭之谊。宋景和《闻川泛棹集》：“湖山随意可徜徉，疎槛临流汛月光。最是同心楼畔客，昔年春草梦池塘。”
计楠《桑梓吟》：“同心伊何人？棣萼惬素抱。偕隐傍雁湖，高楼空翠绕。至乐在天伦，晨昏娱亲老。疎花红远汀，绿阴啼晓鸟。埙篪迭唱和，诗书共幽讨。”
唐佩金《闻川 缀 旧 诗》：“ 风 雨 话 连 床 ，池 塘 梦 春 草 。斯 人 不 可 作 ，邈 焉 怀 古 道 。”
更为难得的是，公元 1439 年，兄弟俩出谷麦二千二百八 十 石 ，输 常 平 仓 ，所 以 被 朝 廷 旌 为“义民”。
后来，公元1456年，又逢天下大饥，陶钲之子陶泽又“出粟千斛助赈；又运米七百斛实京仓，赐七品冠带”。
乾隆季年，菊隐公的十五世孙陶楚珩重葺了祠堂，并悬额“尚义之门”，作楹联“彭泽风流重裕远，荆州事业象贤多”。
宋景和《闻川泛棹集》道：“疎棂曲槛网珠丝，闲访溪南菊隐祠。满院黄花簾不捲，一声清磬暮云时。”
计楠（字寿乔）《桑梓吟》道：“寂寂水边池，淒淒篱下菊。旷代溯陶公，令我心神肃。忆昔德祐未，元兵日逼促；勤王忽下诏，慷慨散财粟。毅然赴军门，义兵建旗纛。赤手战金桥，忠心冀匡复。其力虽不敌，其气撼山岳。天竟不佑宋，大海溺块肉。兵溃仅身免，岩穴自潜伏。艺菊终天年，三义同芳躅。冬青树已枯，洛山草犹绿（菊隐墓在杭州洛山）。忠义著千秋，崇祀绵继续。”
杨象济诗云：“白雁南飞事可嗟，三千义旅作虫沙。临安枯尽冬青树，犹有遗民种菊花。”唐佩金《闻川缀旧诗》曰：“白雁向南飞，菊天正新酒。斜日古祠堂，郁郁几重九？”
同治、光绪年间，陶家后人又募资对祠堂进行了修复。1921年，菊隐公的二十一世孙陶葆廉再次率族人对祠堂进行了修葺，并撰文勒石记述了此事。
然而可惜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菊隐祠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重修宋义士陶菊隐公祠堂记》这块大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