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嘉兴人过年

我总觉得过年好像只存在于儿时的记忆里。

那是几岁时候的事呢？那一年，我们住在京杭运河的支流边上。到了年三十晚上，所有的亲戚都到齐了，大家围坐在硕大的圆桌边，从桌子的这一头望去，那一头的人显得很遥远。我踩着母亲新买的棉鞋冲出门外，抬头望去，这座南方的小城竟罕见地飘起了细雪。

表姐站在身边，她对我说：“雪的形状是六角形的，你看。”我伸出手，雪花在落到手心的瞬间就融化了，我怎么也看不见它六角形的样子。远处响起了细碎的鞭炮声，大人们跑出来冲我喊道：“小鬼头，你的棉鞋都要湿掉了。”

小时候，我喜欢在过年时跟着母亲去超市。在那里，一切红色的装饰物吵吵嚷嚷地冲入视野，广播里震耳欲聋地流淌着中国娃娃的口水歌。超市的节日氛围无疑有着虚情假意的人工质地，却同时也渗透出对仪式的强化意图，这给予年幼的我巨大的幸福感，让我嗅到世界的某种无忧无虑的热烈气息。

年三十的晚上，我最爱看父亲放鞭炮。将一堆硝石、硫和纸筒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行为因其无用而显得任性，具有了狂欢的属性。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其实每一年我都很担心他会因为放鞭炮而受伤。如今再回忆起那些日子，比起鞭炮爆裂的声音，我居然更多想起的是父亲对我喊“点火了哦”的那个瞬间。因为用手堵着耳朵，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这些曾经的过年记忆，像交汇在一起的暗淡光影，已经虚幻得如同梦境一般。我仍未见过雪的形状，而那些大圆桌边的亲朋已经离散而去，有的离开了这座小城，有的去了大洋的彼岸。自从家边上的大超市歇业之后，母亲开始学着使用商超应用程序买菜。父亲走路变慢了，他应该已经无法在点燃引线后灵巧地跑开了。

疫情发生的第二年，我因为忙于论文而留在了日本，没有回国过年。年三十的那天，我穿行于东京曲折的街巷，看到人们一如往常地生活，天上的云与昨天的那一朵也好像没什么区别。我想到在海的那一边，人们又将为过年而欢欢喜喜地忙碌起来，这些人里面也有我的父亲与母亲。这种感觉很奇妙，我发现自己虽然失去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却获得一种将自己抽离出来进行思考的可能。

我想，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过年？

为什么当我行走在涩谷人潮汹涌的十字街头，却还是无法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只是平常的一天。为什么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枚天体围绕着恒星兜转了一周，竟让地上的我们如此为之魂牵梦绕。当儿时的记忆都在离我远去，那里面一切与过年有关的元素都在渐次消失，直至人生的浪潮将我推到另一个国家，使我彻底地断开了与过年的所有联结——为什么，此刻我却依然觉得这一天拥有意义。

纪录片《归途列车》

在日本度过的这个春节里，我看了《归途列车》这部纪录片。片子里，散落于大城市的人们在春节前夕走向火车站，在那里忍受种种艰辛，却仍旧执着地想要让火车带着他们驶过隧道与水田，将他们送去那栋小小的旧屋，度过那几天被称为“年”的日子。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对于过年意义的探索似乎有些走偏了方向。我一个劲地在身份认同、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这些幽深的洞穴里探寻人们之所以过年的原因，却没有想到，过年对我而言，未必是张灯结彩、中国娃娃的旋律、鞭炮或是别的什么。它是母亲在超市时牵着我的手，是父亲对我说“点火了哦”。

今年春节前夕，我回家了。虽然没有红色的门联，没有鞭炮，没有络绎不绝的走街串户（——这一切或许都已移到了手机的方寸屏幕之间），但在这看似无缘社会的世界里，我知道有一扇门为我存在。当我叩开它时，家人就在后面，当然，年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