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槐堂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博士。他在外洋留学的时候，已经声誉鹊起，担任着国内各报馆和书局的特约员，时常有些著作登在报纸上，或是杂志上。大家读了他的文章，没有一个人不五体投地地佩服到二十四分。

到了毕业回国之后，社会上自然争先延揽，你也要请他去当教授，我也请他去当编辑，简直应接不暇。计算起来，他一个人，已兼任了两个大学里的教员，两家书局里的特约撰述员，还有一家报馆里的编辑。

其余还有许多名誉职，简直没日没夜，忙个不了。还有一层特别忙处，就是无论哪里开什么会，总要请这位王先生去演说几句，撑个场面。这时候的王槐堂，简直成了药中甘草，没有一张方子上用不着他了。

可是这位王博士职务担任得太多了，倒引起了一桩心事。一天坐在他的书室里，正在踌躇，忽然一个仆人送进一张名片来说，有客来访，槐堂接过名片一看，见上面印着吴轶尘三个小字，便对那仆人道：你可曾问他有什么事要来见我？那仆人道：这位吴先生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不过彼此同学，多年没见，特来拜访，是没甚要事。他如今还候在客室里。究竟见呢不见？槐堂道：他已来过好几次了么？你为何早不告诉我？那仆人道：虽没特地禀告，却每次都有名片放在书桌上哩。

槐堂笑道：我每天回来，书桌上的名片，总有一大堆，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谁耐烦细细去检查？不过撂在一边，就算了事。也罢。这位吴先生，的确是从前的同学，而且彼此感情很好，不过这几年来，却久已生疏了。今天星期，恰好还有一两个钟头的闲空，就见他一见罢。说着便慢慢地走到客室里去。

那吴轶尘却已等得很气闷了。两人见了面，先随意敷衍了一番。轶尘对于槐堂，自然是十分恭维。槐堂略谦逊了几句，慢慢地问到轶尘的近况。轶尘嗫嚅着说道：正是十分不得意。知道老哥回国以后，声望很隆，交接也很广。今天到此，一者叙叙多年的契阔，二者也想求老同学帮帮忙，介绍一个位置哩。

槐堂道：你目前在哪里担任职务呢？

轶尘道：不瞒你说，我已赋闲了一年多了。我自问从前在学校里面成绩总还算是好的。不知怎样，出了学校以后，许多同学里面却只剩了我一个人没得出头。

槐堂道：讲到在校时的成绩，自然算你最好。还记得我们同班毕业的时候，你高高地考了个第一，大家都很佩服你说是最用功，又最聪明。但不知是什么缘故，不能在社会上发展。

轶尘又叹了一口气道：求学时代的成绩原也无足称道。最可叹的是我自从出校以后，对于学问上面的确很加了些功。便比起眼前这些有名人物来，自信也还不至于落后。无奈所如辄阻，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初出学堂的时候，捧着一只冰冷的教员饭碗，虽然吃不饱，饿不死，倒还可以混混。最近这几年却真是愈弄愈拙了，连一只冷板凳都有些坐不牢，穷愁潦倒，实在也有些愧对故人。细想起来，总怪我株守故乡，没有向外洋去走一趟。像你就好了，一朝回国，万众欢迎。这固然是你的才学足以动人，但是有了这博士头衔，究竟也添着许多色彩。

槐堂道：这话却又不然。同一留学生也要看这个人的手腕是否灵敏。老实告诉你，留学生回国依然无事可做的也很多着哩。便是你所以不得意的缘故，也不在乎出洋不出洋。你的性情是很沉默的，平素又落落寡合，轻易不交友，不开口，凭你有天大的本领，又有哪一个知道来登门请教呢？这大概就是你一生吃亏的大原因。这些都是闲话，也不必谈了。倒是你景况，本来不很宽裕，岂能久于赋闲，而我至好，自然要为你设法。最好你近来若有著作，请拿些来让我拜读拜读。看是于哪一方面为近，就介绍到哪一方面去。便是逢人说项起来，有了著作给人家看，就好作为一种真才实学的凭据，省得人家不肯相信了。

轶尘道：若说著作，实在不敢当这两个字。至于胡乱挥写的东西，却还有几篇，要是别人，也不敢给他看。既是老哥这样热心关爱，少不得要送来献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