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带着一个王朝的气质，散发无限魅力。

2020年9月，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宋韵文化”；2021年8月，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嘉兴，一座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运河流淌千年，近千年前，被视为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赵昚诞生于此。

宋韵与嘉兴，有太多文化可供挖掘，有太多故事值得述说。

即日起，嘉报《江南周末》和读嘉人文将围绕“宋韵与嘉兴”作系列报道，借宋韵之精华，注入禾城文化复兴之大潮，为城市发展把薪助火。

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海盐澉浦人常棠编修《澉水志》，26年后，宋宝祐四年（1256年），此书终于完成，被视为“中国最早的镇志”。

历史如大河奔流，又过了758年，2014年春夏之交，金纲由天津南下，隐居古镇澉浦一个名叫“朱家门”的村落，并将租住的居所唤作“江湖居”，他决定在此锚定宋史研究，写尽大宋帝国三百年。

金纲融历史陈述与思想探索于一体，计划用8部17册的篇幅来展开。七八载光阴，从首部《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出发，一路挺进，最近，他向出版社交出了第八册书稿。

这两年，“宋韵文化”逐渐成为了热词，“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的声音铿锵贯耳。

对宋韵，金纲有自己的理解与思考。2021年底，在依山傍水的朱家门，在江湖居，金纲讲述了他心中的宋韵文化与嘉兴。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金纲深有同感，他认为“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

这就要回到故事的起点，公元927年，这一年，赵匡胤诞生。

站在全知的视角回望过去，金纲直指赵匡胤一生要面对的“四大难题”：异族入侵、藩镇割据、道德沦丧、民生凋敝。剥开来说就是，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侵扰问题；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的问题。

在金纲看来，大宋的“天下目标”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宋韵文化，并不只是琴棋书画、吃喝玩乐，局限于此，就矮化了宋韵的意义和价值。”

北宋思想家张载有“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金纲认为，宋朝本身就肩负着“文化托命”的历史责任。

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中原文化摇摇欲坠。金灭北宋，中华衣冠文明更是遭遇了将坠未坠、即将沉没的危机，宋高宗跑到江南建立南宋，以及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中兴四将”等一大批精英共同努力，才保住了衣冠文明。“全世界范围内，一共灭绝了上千种文化，玛雅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在哪里了，都没有了。中原文化能历数千年而不绝，就是因为有文化托命之人。从这点看，宋韵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就是爱国主义。”

 “一个朝代是否光荣，要看它有没有文化增量。”而宋代恰恰将这块做大做强了。比如大宋版“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除《太平广记》500卷，其他各1000卷，总共3500卷，集中了此前中华文化成就的精华。“这对中华文化作了一次总结，后人在钩沉前人某部书时，从这里可以参考，这就是宋代文化的增量贡献。”

宋代的文教氛围浓烈，不止于编书一事。

传统中国教育，有私塾、县学、郡学、太学，大部分是官办，宋代“四大书院”都是民办，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另有一说是湖南的石鼓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无论是进官府，还是搞学术，都不是浪得虚名。由此可证，‘四大书院’为中原文化的传承亦作了增量贡献。”

思想的充分涌流也是金纲对宋韵文化赞不绝口的一个落点。

“理学是宋代文化成就的核心。佛教进入中国，到了唐代，已经‘俘虏’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有人曾问王安石，为什么大家都去崇佛？王安石回答，‘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对中国文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程颐、程颢、朱熹等几代人发展建构的‘程朱理学’吸引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将他们拉回到儒学的领域，让儒学光大。理学的意义，一是与佛教的对峙，二是对儒学的发展。同时，陆九渊的‘心学’，到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发展，追求‘致良知’。这些都是宋代做出来的增量贡献，多么重要，都是中国化的东西。”

谈起宋韵文化，金纲滔滔不绝，由昼及夜，江湖居亮起了灯。

“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这是金纲眼中的宋朝底色，因此宋朝追求公道与仁德，逐渐养成从君王到士庶的和气，而不是戾气，逐渐走向道义天下。

金纲常举一个故事作证，宋仁宗时期，有个老秀才在诗中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西川（今四川的一部分）就能别开一番天地，有造反之意。地方上就把这个人捆了。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无非是想当官，安排他到偏远地区当个小官吧。“自古以来，从秦皇汉武，到唐宗五代，再到明清，对谋反的秀才不仅不治罪，还给官职，可见当时之仁政。”

在江湖居不远处，有泊橹山，吴越王钱镠曾在山顶磨刀，留下磨刀石。

金纲望着泊橹山，不免说起一个与吴越王有关的历史事件。公元978年，吴越王钱镠之孙钱弘俶做了一个重要决策，他遵循王祖钱镠“善事中原，维护一统”的家训，纳土归宋，从而避免了生灵涂炭，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

“吴越王考虑民族大义，将民生放在第一位，深谙重要的是人民安居乐业。吴越一带的人民过着和平友善的生活，都要感恩吴越王。”金纲认为这是一个明智而伟大的抉择，“一个国家摆在第一位的就应该是人民。”

“成文于北宋的《百家姓》，首句‘赵钱孙李’，‘赵’排第一，是天命所归，‘钱’排第二，是民心所向。这与钱氏之功不无关系。”

磨刀石的遗迹，金纲视为“宋代的遗物”，这不仅是物质层面，也涵盖其蕴含的精神，“政府搞全域旅游时应该重视这个点位，讲好钱氏故事，传扬爱国爱民的精神，使‘磨刀石’成为旅游打卡之地。”

金纲隐居的澉浦，古城墙上有肃武亭，亭上有联“唐建镇明筑城南国坐标吴越界，宋通商元兴曲东方唱彻海盐腔”，概括起来就是一部澉浦史。“宋通商”，即澉浦地理区域佳，一则滨海港口，贸易往来方便，二则靠近南宋都城临安。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澉浦设市舶官，“时港纳海舶，番货毕集”，澉浦港容纳货船众多，进口的物品云集于此，商业繁华。

1978年冬天，长山河工程开挖，挖出九方大宋军印。金纲打了个比方，“澉浦的重要意义相当于今天的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澉浦作为海上门户，是水寨、军镇，是要塞、堡垒，它的背后百来公里就是南宋都城临安。”

常棠修镇志，使《澉水志》成中国第一部镇志，这让金纲“与有荣焉”，“这部志书开了地方志的先河，其中的科目为后来几部澉水志提供素材，让后人看到宋代澉浦的风土人情，常棠是有圣贤之心的，澉浦文化的厚重感从中体现出来了。”

北宋灭亡那年是1127年，这一年秀州（今嘉兴）诞生宋孝宗赵昚。

金纲认为宋孝宗赵昚是“中兴之主”，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君主之一：给岳飞平反，起用主战派人士；裁汰冗员，节省支出，提高效率；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治内风调雨顺，百姓生活安康。“嘉兴可以在宋孝宗赵昚的出生地恢复一些纪念性建筑，成为赵氏后人缅怀祭祀的点，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可做一个宋孝宗赵昚的纪录片，原原本本讲述他在江南地区的政绩与活动，传颂他的故事。”

岳飞之孙岳珂与嘉兴关系匪浅。嘉定十年（1217年），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居住在嘉兴城西南金陀坊，他撰写《金陀粹编》，为岳飞辨诬。金纲认为嘉兴是南宋文化发祥地之一，至少也是有力竞争者，“嘉兴有太多实打实的宋韵文化值得弘扬，甚至可以打造宋韵文化路线，邀请各地的赵氏后人、岳氏后人重走先人走过的路。”

冬日晴好。

2021年12月30日，嘉兴市图书馆，“大运河（嘉兴段）与宋韵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举行，崔泉森滔滔不绝，字字珠玑，带大家重回嘉禾宋韵的美妙绝伦。

978年，吴越国钱弘俶“纳土归宋”，唐末以来“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得以结束。

“北宋基本完成南北方统一，改变运河分割的状态，大运河沟通南北的功能全面恢复，对嘉兴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嘉兴段逐渐成为宋代运河交通繁忙的航路。崔泉森提出三个标志：

其一，两浙转运使乔维岳破除运河上的水堰。隋唐五代时期，为了农业开发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运河必须保持一定水位，于是在大运河设置土堰。运河干河有崇德五堰和学绣堰、陡门堰，汉塘有六里堰，长纤塘有冬瓜堰，海盐塘有南堰，长水有马塘堰等。运河上船只航行至堰前，小船可通过人力拖拉过堰，大船用牛拉过堰，对运河航运造成极大影响。宋代运河航运兴盛，水堰破除后，运河嘉兴段成为畅行无阻的航道，大大提升航运的效率。

其二，长安三闸的兴建和三闸两澳系统的形成。北宋长安三闸扩建成三门两节复式船闸后，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单节闸室的高度，减慢流速，便于船只安全过闸，另一方面减少开启船闸对水的消耗，有利于长安闸的正常运行。

其三，嘉兴建立漕运分司（在今建国路瓶山东）。

“不仅如此，北宋青龙港是宋代长江下游最大的外贸港口，经人工运河顾会浦、秀州塘在嘉兴接江南运河，南宋澉浦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又在六里堰形成海河联运，整个嘉兴成为宋代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运河航运的通畅提升了嘉兴的城市地位，促进了嘉兴与各地的交流，带动了城乡商业的繁荣与城镇发展。

崔泉森谈到了一本书叫《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其中记载，日本和尚成寻从嘉兴到汴梁，2000多里路，他通过运河交通总共用了40天时间，去除途中的停留，实际上才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当时已经算非常方便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苏东坡三过嘉禾；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真如寺僧清辩从嘉兴去汴梁，请求司马光给新建的讲堂写记；北宋元祐年间，招提寺住持本莹从嘉兴到汴梁，请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为新建的静照堂题咏。”

文化在交流过程中融合。“赵宋南渡，宗室巨宦随之而至，沿漕渠而东，散处秀州各地。”崔泉森说，由于大运河在南北交流上的特殊作用，南宋初期大量北方人口迁居嘉兴，比如新丰镇是宋室南渡后河南洛阳、汴梁一带人迁徙地，故称新丰；朱敦儒从洛阳迁居嘉兴放鹤洲；项氏从汴梁迁居嘉兴，后代出现项忠、项元汴、项圣谟等人物。这些世家大族大多来自河洛、齐鲁地区，为嘉兴注入中原文化基因，对嘉兴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嘉兴科举在南宋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大高峰。“这与中原的世家大族到了嘉兴不无关系”，根据崔泉森的研究，南宋中进士的以中原世家大族子弟为主，明清时期科举人才中原世家大族后代也极为兴盛。如嘉兴岳氏和卜氏在明代都出现一门亲兄弟三进士的科举佳话，明代项氏直系五代进士是极为罕见的科举奇观。

除此，北方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江南水网的肥沃土地相结合，嘉兴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北方的丝织技术与江南蚕桑生产相结合，嘉兴还出现濮院这样的丝绸生产中心。总之，南北方文化在宋代嘉兴得到充分涌流与发展。

宋代嘉兴城风貌如何？崔泉森以两首诗为例，第一首诗是陆蒙老的《披云阁》诗：

城角危栏见海涯，

    春风帘幕暖飘花。

    云烟断处苍江阔，

    一簇楼台十万家。

    第二首诗是周邠和陆蒙老《披云阁》诗：

曲栏高枕子城涯，

    云雾披开眼界花。

    几处桥横流水巷，

    朱楼画阁几人家。

两首诗写的是嘉兴城风貌，尤其是后两句更是用笔颇豪，写出嘉兴城上官大街及其周边的氛围。在崔泉森看来，虽然不无夸张之处，但也说明上官大街的不凡。“从韭溪桥（今中山路与禾兴路交叉口）向东，再转弯向北至今天的建国路与勤俭路口的菩萨桥，这一段路就是宋代嘉兴最繁华的上官大街，又称‘集街’。这条街是贸易闹市，有‘人丰翕集，市井骈阗’之说。”

窥一斑而知全豹。宋代嘉兴之繁华，披云阁下上官大街只是其一。

随后，崔泉森围绕兴圣寺这座宋代嘉兴新建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寺院展开叙述——

嘉定元年（1208年），宋孝宗侄孙、秀州知州赵希道上奏宋宁宗，说：“臣所领郡治嘉兴县县丞之厅正寝东室，实维孝宗皇帝庆毓之地。”又说宋太祖出生于开封，后来在他出生之地建了应天寺；宋太宗出生于洛阳，后来在他出生之地建了启圣寺；宋英宗由齐州防御入继大统，后来就把齐州升格为节镇；所以也应该把嘉兴县丞厅改为佛寺，同时把嘉兴府升格为嘉兴军。

同年十月十二日，宋宁宗下诏嘉兴府升为嘉兴军，嘉兴县丞厅宇更为兴圣禅院。

嘉定二年（1209年）十月，兴圣寺建成。前后大殿高伉宏壮，两侧庑廊深广靓丽，左右两边分别是钟楼与藏经阁，楼阁中间都立神像，御前殿后排列诸佛菩萨。僧房中的大屋是方丈监寺居住，斋寮庖厨仓库等凡是寺院规制中必须有的建筑无一不备。整个寺院有殿堂楼阁等各式建筑大小两百余间。兴圣寺上世纪中期已废。

此外，嘉兴城还有烟雨楼、月波楼、熙春楼、葵向阁、千佛阁、落帆亭、花月亭、赏心亭、清风亭、金风亭、嘉禾亭、朝宗亭、金陀园、会景园、放鹤洲、楞严寺、金明寺、漏泽寺、东塔寺、壕股塔、真如塔……观者置身其中，可感气象万千，难免应接不暇。崔泉森提到，宋代嘉兴子城先是秀州州衙，南宋中后期为军府衙门，级别的提高使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亭台楼阁、洲渚廊桥、园林寺庙更是不计其数。

由此，崔泉森断言，“宋代是嘉兴城市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嘉兴成为‘舟车财货丰阜’的两浙名城，城市格局也在宋代形成并基本稳定，《至元嘉禾志》中的70个坊巷实际上是宋代嘉兴城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