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年和亚玉，是我的左邻右舍，岁数比我大好几岁，我被敲锣打鼓送去当知青时，他俩在那里已经好几个年头了，每天下地干活，我看兆年醉过，看亚玉哭过。

兆年是个大大咧咧的矮个子，收工休息时，抄起水瓢舀水就喝，混浊的井水加明矾沉淀一个晚上，水倒是清澈见底，有时侯有孑孓在蠕动，管他呢，反正也吃不死人。没有菜吃的时候，我跟兆年偷偷在别人家的菜地里摘两截大蒜叶子，冲一碗酱油汤，鲜得来，当然，如果有点猪油就更完美了。

那年亚玉30多岁了，是个老姑娘。亚玉的嗓音尖尖的，像幼儿园里上课敲的那对小铜铃，清脆得很。亚玉一直不嫁，等待着回城的机会。

公社机灌站有个站长，四十好几了，经常出现在亚玉那里。终于有一天，亚玉答应嫁给他了，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听见亚玉哭出了声响。过了不久，亚玉终于调到公社机灌站工作了。

我们住的知青房子外观不难看，只是泥坯的地皮很潮湿，湿到打滑，早晨穿鞋，鞋子都是半湿的。床板是竹子的，床架子也是竹子的，再铺上晒干的稻草，过不了三天，稻草湿得滴水。

从小我就怕蛇，农村里蛇很多。男人们夏天都在门前的河浜里游泳洗澡，那天一条蛇探着头就在我边上，吓得我胆战心惊爬上岸，从此不敢下水游泳了。

我房子的西侧，有片小竹林，有点田野园林、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有一天农闲，我一时高兴，搬了小竹椅去竹林里歇息，刚仰头看天空，猛然发现头顶上方盘着一条竹叶青蛇，瞬间吓破了胆，从此不敢进竹园。

我们小队种大头菜种雪菜，在桑园地里浇粪施肥。粪船停靠在桑园地岸边，一条跳板大约40厘米宽，搭在两头，我依葫芦画瓢，看样学样，在两只粪桶里各舀上两勺大粪，然后用水稀释加满，然后扁担上肩，晃晃荡荡、颤颤巍巍走跳板，起初还好，过不了多久，跳板都湿了，尽管缠着草绳，还是泥泞带滑，稍不留神就会失足翻倒在河里，心情紧张得要死，比耘田时蚂蟥叮在小腿上还害怕。

生产队小队长是个厚道人，总是安排我做妇女的活，拿妇女二级的工分。比如在出猪灰的时候安排我过秤，在灭钉螺的时候安排我在河边找钉螺。这样保证我能够轻松挣到口粮钱。

大队对我们知青是优待的，每个月有半天集中学习，还给记半天工分，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每个月一次的学习。到了那一天，大家穿戴整齐。

大队对知青很照顾，有轻便的差事都让给知青。比如轧米工场、五金工场、赤脚教师、报道员等。我也轮到过代课、写报道的机会。我们大队是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写报道的机会也很多。我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隔壁大队的女知青，后来成了我的爱人。

她比我能吃苦，实实足足在田里做了三年，她回忆说：那年一辆卡车把她送到了铁路南面一个叫高家湾的小队，乡亲们围过来看新来的知识青年，有人脱口议论：嘎小的细姑娘，种田来塞哇？做爹的在一旁听了，眼眶湿润了。这眼泪，让女儿记住了一辈子。小姑娘倒也像个男孩，在后来的三年里，跟着贫下中农做农活，一天也没有落下过，满打满算，做了三个“双抢”，只在春节和“双抢”前后回去两趟。肤色变成了黑皮，换来农民的赞扬声：这个细姑娘，吃硬的！

不吃硬也没有办法。记得有一年“双抢”前夕小队里杀猪，她分得两斤来重的一块条肉，自己舍不得吃，兴冲冲托人带到家里去献宝，那时猪肉还是凭票供应，白花花的新米上市，她第一个惦记带回家，看家人吃得开心，她也自豪，那是她辛苦得来的劳动果实。

知青的生活都很琐碎，很窘迫。其实中国的农民也是这样世世代代苦过来的。知青们吃得起苦，吃得起亏。

时间一晃，快半个世纪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农村，早已今非昔比，我们经历过的那种生产生活方式，现在讲给小青年听，他们都将信将疑。我下乡的大队，现在都叫社区了，和城市也没什么差别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农民吃喝不愁，过上了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