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大学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同学们都急切地盼望着回家过年。那时，我从学校所在地湖州回家乡海宁还没有直达的火车，须在杭州签证中转。

由于这是我首次单独的长途旅行，定下返程日期后，我便提前十多天就给家里写信，好让家人来接。

月底的一天早上，特别阴冷，天空还飘着零星雪花，我与老乡王同学结伴从学校启程。我们购买的是从湖州出发的联程火车票，我到斜桥（沪杭线上的四等小站），他到硖石，计划在杭州签转下午两点多开往上海方向的火车。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杭州城站时，零星的飘雪已变得纷纷扬扬。我们赶紧跑到站前广场南侧的签证处，可两点多的火车已满员，只好签了一趟五点多的临客（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一想到回斜桥会很晚，还要步行不短的路，天又下着雪，我的心头掠过一丝凉意。 

检票时间尚早，可雪却越下越大，我俩无心闲逛，便胡乱买了些食物，边吃边在广场上临时搭建的候车棚内等候。好不容易等到近五点，才随人流慢慢挪到候车室，进入站台。

火车早已停靠在站台边，隔着昏黄的灯光和密密的落雪，看不大真切。走到跟前我才发现，这趟临客的车厢居然不是绿皮客车，而是平时用来装运货物，俗称“闷罐车”的棚车。 

黑乎乎的棚车前后一长溜，车厢的大铁门敞开着，黑乎乎的，我迟疑了一下，听到站台工作人员“去上海方向”的提醒后，方探着头爬了上去。车厢里没有灯光，没有座位，没有列车员，旅客也寥寥无几，冷清而空旷。

我在角落里的小窗下放好旅行包，就招呼起王同学来，可连喊几声也没有回应。由于光线昏暗，根本看不清周围人的脸。“糟糕，他一定是上了别的车厢了！”踟躇间，随着一声重重的“咣当”声，车门关闭，里面顿时漆黑一团。 

火车缓缓启动，不一会便离开了城站，接着又在乔司和临平上下客，还有几次是只停车不开门的临时停靠。我独自蜷缩在冰冷的车厢一隅，不时踮脚从小窗向外张望，内心开始打鼓：外面漫天风雪，车厢里黑灯瞎火，我怎么才能知道到了斜桥呢？就算到了斜桥，车究竟停不停？门又开不开？家里收到我的信了吗？这么恶劣的天还会不会来接啊？ 

还是别乱想了，得找个同伴！我站起身，挨个询问身边的旅客，他们中有说去硖石，又说去上海的，可就是没人到斜桥。火车走走停停，凭感觉我离斜桥越来越近了，但激动的同时，不安也在加剧。 

忽然，车厢那头传来几句熟悉的乡音，我像是找到了救星一般，循声摸到一位男子身边问道“：师傅，你是到斜桥吗？”“是啊，我斜桥下车，还要走到诸桥呢。”男子从坐着的行李上站起身来，转向我。“太好了！我家在丰士，晚上路不是很熟……”喜出望外之下，我急急巴巴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男子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爽快地说“：跟着我走吧，诸桥和丰士顺路，我还比你远一点呢。”“好的好的！”我连声道谢，借着微光估摸着他是中年人，便一口一个“叔叔”地聊了起来，生怕他撇下我。男子是一家乡镇企业的供销员，很是健谈，得知我是大学生，对我夸个不停。

几分钟下来，两个人都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不知不觉，火车已过了长安镇。“马上就到了。”男子示意我收拾下行李，准备下车。近八点，火车在斜桥站停下，随着又一声“哐当”声，棚车的大铁门被从外面拉开，冰冷的风雪带着一股清新感扑面而来。

我随男子跳下车厢，虽然雪还在下，但心里已有了到家的感觉。到了出站口，我正蹲着从旅行包里拿雨伞，忽听得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哥哥和嫂子。男子见有人接我，笑着朝我挥挥手，快步消失在风雪中。我没回过神，竟忘了跟他道别。

 “我不确定你们会来，本想跟他一起走回家的。”我指了指门外，对哥嫂说。哥哥接过我的旅行包说：“我们下午三点就过来了，上一趟车没等到你，就在玉英家吃了晚饭再来等。”嫂子接过话头：“晚饭还没吃吧，玉英姐都准备好了，快点去吃饭吧。” 

车站南边不远就是堂姐玉英家，我一边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回想着这一路的经历，阵阵暖意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