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摆渡船，那么我们从运河塘南到塘北，必须路经单桥这座古桥，就要多走三四里路，太远了。”老妈说，大运河从梧桐镇到单桥以后，接下去是直到石门才会有桥，南北两岸的人家都有亲戚来往，桥太少了，没有摆渡船不行啊。你外公当然会摇船，他摇船去过嘉兴，摇船去过上海。去干什么？卖小猪，卖甘蔗。摆渡是危险的，你要有能力保证自己和乘客的安全。

我还记得当年这只摆渡船的模样，这是个木船，正常只能载四五个人，最多七八个。这只经过不知多少岁月的摆渡船，方头平底，船体较宽大，船上没篷，舱内两边各置一条不太宽的木板坐人。老妈说，摆渡人很辛苦，寒冬腊月，风雨落雪，都要在这个赤膊船上工作。“早上天蒙蒙亮，大概五点左右，老头们起来喝茶的时间，你外公就要出发去船上工作。”

既然这么辛苦，那外公为什么还要去摆渡呢？我说。

老妈说，摆渡这个任务，一直是我们运河塘南土地靠近单桥渡口的两个小队负责的。没有人摆渡，这两岸的村民，怎么进行正常往来？摆渡，是队员自愿报名，小队长从中挑选能够胜任的，一个小队吧，大概有四五个摆渡人，必须能干又态度好。另一方面，在小队出工，只能拿工分，到年结帐拿分红。而摆渡，过客给的摆渡费，是立即归摆渡人个人所得，可以立即补贴家用。

我明白了，外公轮得到摆渡，也是本事。

那么，过客一次给多少费用呢？我问。老妈说，这个不一定的，五分起码了，一般一角到二角。

老爸插话，隔壁的大王渡（靠近石门方向的另一个渡口），我乘过船，收的是一角五分。老妈说，你外公蛮客气，有几个没带钱也就算了，都是乡里乡亲，不差这点。

老妈说，外公年轻时候个高皮肤白，人家都说他像画像上的孙中山一样好看，外婆的阿嫂来乘摆渡船，看中了外公样子好，摆渡服务态度也好，把自己的小姑介绍给了他。外公家当初只有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家境贫困，以为肯定要打光棍的，竟然由于摆渡工作喜结姻缘，而后有了我们大家。

再说单桥渡口。渡口的北岸在单桥村（以前的利民大队），每天随着渡船来回摆渡，自然形成的集市也在北岸。老妈在这个集市上待过五六年，在炉头供销社分店的布店门口摆过缝纫机摊。老妈说供销社卖农民日用品，高毛头有个门面（属于供销社）收小羊（那时农村家家养羊），还有两个茶馆店，其中一个是老金开的。老妈说，还有一家做馒头包子的软糕店，“你记得吗，你外公经常买油条包子给你们吃，你外公心里就是疼小孩，自己舍不得吃。”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单桥渡口非常有人气。两家茶馆店，老金家的生意似乎更热闹些，老农们抽着旱烟，喝着热茶，说说各种农家故事，谈着农时农事。周边村民们会来赶早市买卖东西，交流物品。塘南的村民也会带着黄鳝泥鳅、蔬菜、鸡鸭等等，乘摆渡船来此摆摊叫卖，渡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正常摆渡。经过渡口的人们，有欢喜的笑声，也有悲苦的痛哭。

记得那年我七岁，在渡口，看见一个手脚无措的年轻爸爸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女婴，一旁的一个中年妇女在抹眼泪。大家议论纷纷，我从这些七嘴八舌的话语中，知道这个婴儿已失去了她的妈妈。他们刚乘着大轮船从梧桐镇回单桥，产妇难产，死了。这对母子现在抱着婴儿上了单桥渡口。在渡口，遇到了一群去塘南的乡亲，其中一个年轻女人默默地抱过这个娃，把奶头塞进了婴儿的口里。小孩的哭声消失了，然后，他们一起乘着摆渡船，到了塘南。我站在渡口，看着外公一丝不苟地摇橹。吱吱嘎嘎，橹声凝滞。河水浩荡、起伏，这一群或站或蹲或坐的人们，像被运河的力量给催眠了一样静默。

外公摆渡，外婆送饭。老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外公三天两头在摆渡，你外公摆渡的时间最多。有时候，过客少，外公就来闺女的缝纫机摊头看看，笑眯眯地与供销社的高毛头唠嗑几句小羊的收购价，或者用摆渡收来的费用，给外婆扯几尺布。老妈做好了衣服，外婆送饭来的时候，正好试穿。我感觉，这是外公与他最疼爱的老闺女的最美好的相处时光。

后来，老妈在梧桐镇买了店面，外公在运河两岸造了新桥以后，不用从事摆渡工作了。之后，外公没几年就过世了。

我吃着我和老妈一起裹的馄饨，望了一眼在忙碌着什么的老妈。生活越来越好，然而，和蔼可亲，这么会摆弄船只的外公，却永远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