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嘉兴海盐。

“夏士莲”、“雪花膏”这两个名词可谓耳熟能详了，但人们不一定知道，首创这两个译名的就是文化界名人、出版界元老张元济。1916年前后，英国人柯尔在上海租界开了一家宝威药行，销售从英国运来的药物和化妆品，并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宣传品和说明书。为扩大销售，柯尔请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把英文商标“Hazeline”译成中文，张元济就把 “Hazeline”译为“夏士莲”，并将“Hazeline Snow”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这两个信、达、雅的译名就这么流传了近百年。

把“Hazeline”译为“夏士莲”，张元济不过是一时即兴之作，信手拈来。而其一生之为人，用“夏士莲”这3字来形容也正合适——士林中的一朵夏日莲花，品质高洁，人格高雅，出污泥而不染。

张元济幼年入私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直至1892年，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授张元济为翰林院庶吉士。25岁以前的张元济似乎与科举制度下的传统士人没什么两样。但张元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说了一段夫子自道的话：“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所致。”这就是张元济有名的“新喜新厌旧主义”。在张元济身上，新与旧总是那么奇妙地融合着。他一生穿着的是长袍马褂，最喜欢吃的却是西餐。他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之乎者也，但生病从来不吃中药。张元济71岁时给一位青年学子的信中说：“四十余年，有病绝不服中药。所以能偷生至今者，西医西药之故也。”传统其表，西学其里，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在群星灿烂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张元济的著作可能不是最多的，但他的出版事业却无人企及。张元济的学问也许算不上第一流，但他的人品却最为士林中人钦佩。张元济也正是以其莲花般高洁的人格精神，成为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1937年，张元济亲自编了一本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以张元济的学问，编这么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其意显然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宣传。他还将这本小册子送给住在庐山上的蒋介石，在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而张元济的一生，也一直把“人格扶植、德性涵养”放在第一位。

1927年，张元济被一伙绑匪劫持了6天，在这6天里，张元济丝毫没有脱身的焦急及求生的慌乱，而是从容自若。他在给朋友高梦旦的信中称自己为“票友”（被绑票之友），说“此间相待颇优”，写到最后竟作起诗来，“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其中有“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这样自我调侃的话。此后诗兴不减，竟一连作了十首绝句，名为《盗窟十诗》，脱身后分送亲朋好友。最有意思的是，他在盗窟中竟与绑匪交上了朋友。张元济闲得无聊，就让匪徒到外面找书给他看，结果借来了一本《圣经》。一名绑匪年纪较大，常常咳嗽，张元济就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一张治咳嗽的药方，把那个绑匪感动得热泪盈眶。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所感动，对他十分客气，不但给他松绑，还让张元济睡在唯一的一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最后，这场“开价”30万元绑架案以1万元“人情价”而结束，绑匪服务非常周到地将张元济用汽车送了回来。

民国初年，张元济全面主持商务印书馆。他严于律己，倘若因病在家休息，就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当然不能同意，工资照发，张元济就拒绝领取。商务印书馆无奈，只得把张元济的工资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利竟达到5000多元，要知道，当时“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可见这算是一笔巨款了。张元济就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

抗战期间，世道维艰，即使像张元济这样的出版界巨子也是生活窘迫，但即便如此，张元济也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之时，张元济就“以鬻书度月”，靠卖字来维持生活，清贫自守。但即使是卖字，张元济也坚持着自己的人格标准。1945年7月，张元济的一位近亲拿来一幅画卷，并附上面额11万元的支票一张，请张元济在画卷上题写引首“菉竹轩联吟图”6字，上款“筑隐先生、菉君夫人”字样。这本是举手之劳，但张元济觉得以11万元的高价换6个字，其中必有名堂。再细看支票上竟盖有汉奸傅式悦的图章。张元济当即拒绝，写信给这名亲戚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这位亲戚不识趣，再打电话来求情，张元济说“于心终觉不安，故仍不愿下笔”，严词拒绝。

有学者曾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留言：“张元济不可追。”不可追者，并不在于他的学问才情，也不在于他见过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这5位中国第一号的人物，不可追的，是他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更是他高尚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