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借书家”

　　文革时期，我借书在海宁也小有名气。到现在都有不少朋友说，是从我这里看到什么什么书。

　　１９６６年以后，学校里基本不上课，“闹革命”去了，我们这些学生就只能呆在家里。不过当时的风气还是不错的，年轻人都喜欢读书。但那个时代好书少，我一些朋友家里以前藏书多，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我就偷偷摸摸地去借，不少“禁书”就在年轻人里传递起来。大家都是爱书人，彼此心照不宣。

　　传看的老版本《西厢记》、《红楼梦》、《三言二拍》，甚至《红旗谱》当时都算在“毒草”里边。大家排队看，一天一本，谁要是不守规矩，以后就不借给他。有一回我借到一本巴金的《憩园》，书是被撕烂的，断成两截，只能对起来看，而且得在一天内看完，那时真是如饥似渴。

　　１９７０年我支边去了黑龙江密山十二团，有位北京的知青借来一本穆旦翻译的《欧根·奥涅金》，我看后非常受震动，抄下了两本日记本的片段，到现在还保留着。１９７８年回来以后我终于买到一本，还不是穆旦的译本，穆旦译本诗味浓郁、才气横溢，最近才刚有新的出版。

　　如今的藏书、写书人

　　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后，有一批书也恢复出版了。当时买书很困难，我从黑龙江写信回海宁，让我母亲通过熟人走后门到新华书店买到了四大名著，再给我寄过来。那是我的第一批藏书。

　　那时，我在兵团当会计，又管理连队的图书室，慢慢就有机会出去买书了。记得买了一套《摘译》杂志，这套书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也很大。

　　回城以后，家庭情况不太好，为了结婚成家，我咬牙把之前攒下的书都卖了，做了半套家具。后来工作也不稳定，但只要有钱还是要买书。

　　我一向爱好海宁本地的地方史料研究，我岳父又正好是海宁资深搞体育工作的，因此上世纪８０年代政协就让我参与编写海宁体育史。也因此认识了陈伯良先生，得到老先生的点拨，我得以拜他为师。

　　从此我就致力收集与地方史研究有关的文史资料。现在收藏的５０００多册书，大部分是和我的研究相关的。

　　１９９８年，我拣了一个便宜。一家食品公司倒闭了，有一批书被当做废纸要处理掉，这些旧书现在的小青年不爱看，我是想买买不到，一看书还不错，我赶紧买下了。

　　陈老跟我说：“现在的书太贵了买不起，但是对自己研究有帮助的工具书还是必须买的。”一套《汉语大字典》，４９９元，我下了决心，也买下了。我的藏书里面用得最多的是《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２００２年，海宁市政协出面，陈老师和我具体编校出版了《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的日记，在全国历史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之后我又编了《徐志摩未刊日记》、《志摩的信》、《苦涩的恋情（陆小曼未刊日记）》、《弘一法师日记三种》等等。我收藏的很多日记文献给我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不少帮助。

　　现在城市的空间太小了，自己要有一个读书的空间。我的书斋叫“三省斋”，取“吾日三省吾身”之意。陈老师送给我一幅对联：“坤舆博大能容物，林木幽深不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