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9日消息（杨新华 王永霞 毛薇薇）30年前,《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30年后，我们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如何看待当年的那场大讨论？如何理解它对今天的意义？本网为此专访了党建研究专家、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

    黄苇町认为，当前，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要推进“两民”，即发展民主，关注民生；注意避免两种倾向，避免心浮气躁，急于出政绩；避免“奉命解放”，甚至形成“表态文化”，而不问是否行得通。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党建研究专家、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做客新华网 新华网 张龙 摄

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28年，从1950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又是28年，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你觉得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这次深刻变革？

    【黄苇町】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是两个28年，尽管在时间上存在着某种巧合，但是有几点是相同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历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都吃过“左”的错误的亏；都是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解放思想前一阶段的标志主要是正风，那后一阶段的标志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很多人痛定思痛，都在探索导致这场浩劫的原因。当时人们有两大思想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到底对不对，二是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那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人们不满足于把过去的错误都归于“四人帮”，而是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寻找这种错误的根源，这就有毛主席有没有错误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强调要坚持“两个凡是”，对于迫切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越过的障碍。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

    应该说，当年突破“两个凡是”是有相当大难度的。最早针对“两个凡是”表示不同意见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但“准确完整” 要以整个理论的正确为前提；还有很多老同志强烈呼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包括纠正文革前“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错误，也要以政策的正确为前提。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党要彻底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所避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们党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呼声中应运而生的。应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从传统观念中走出来的？

    【黄苇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都经历了一个过程。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教育了我们，那时候坚持“两个凡是”有两种情况，多数是属于感情纯朴但是“左”的思想影响太深，不能从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固守“两个凡是”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全党起了巨大的思想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一遇到新问题就有人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想问题。例如国家要建立经济特区，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开始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认为这和过去的租界没什么不同，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人说“过去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现在又翘着尾巴回来了”。有的同志到特区参观后，回来竟然抱头痛哭，说“辛苦革命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们党提倡发扬个体私营经济，也有人讽刺为“不三不四发大财”。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有些干部中遇到的抵制就更大了，说这是把毛主席从解放初就倡导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否掉了，搞分田单干了。所以，当时我们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