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均发自莫斯科

九年前，当她踏上遥远国度的土地时，还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孩。

八年前，她用仅有的60美元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两年后，60美元变成200多万美金。

六年前，前夫赌输了所有的家当，她也因此背上了48.6万美元的债务。

到今天，她靠着自己的努力，重新累积起常人无法拥有的财富，她的商贸中心“蓝楼”，成为莫斯科东区地标性的建筑……

邓惠燕，这个三十出头的嘉兴女人，在遥远的莫斯科，正继续着自己的传奇人生。

离家远行

邓惠燕，地道的海宁人，出生、成长，几乎没有离开过长安镇。

她的外表，算不上出众，但你能从她的脸上清楚地感受到真诚和可信，这种踏实的感觉，很快就能从与她交谈的言语中得到印证，爽朗而又直接，不掩饰，不避讳，率真而又理性。

邓惠燕说，环境能够改变人，在俄罗斯呆久了，便不再像江南女人那样婉约秀雅，成了北方人的性格。

1998年，邓惠燕还是海宁市一家大型皮革服装企业的员工。当时，公司委派她前往莫斯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邓惠燕兴奋地接受了委派，与海宁市其他企业的诸多代表一同离别了家乡，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

海宁人是远赴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中最早的一批。早在1996年，一些海宁人就开始跨越欧亚大陆，以莫斯科为中心，做起了以轻工产品为主的民间贸易。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70%的经济量集中在莫斯科，而且，莫斯科市场辐射中亚和东欧地区，市场广阔。虽说当时其国内政局尚未稳定，但是商机无限，正处在社会秩序重新架构和建立的俄罗斯，让不少精明的商人看到了大把的机会。北京“倒爷”、海宁人，则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邓惠燕来到莫斯科时，海宁人在当地拥有的市场和影响力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甚至于人们更多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身在国外——在那里工作和经商，基本上用不着一句外语，操一口纯正的海宁方言就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绝大多数海宁人来到莫斯科后，一门心思做生意，对学习那叽里咕噜的俄语，几乎一点兴趣也没有。但邓惠燕并不这样想。她觉得，既然来到了莫斯科，对当地的语言不通，是不行的。于是，她每天一有空，就捧着书本，戴上随身听耳机，开始了自学。老乡们见邓惠燕成天旁若无人地叽里咕噜自言自语，开玩笑地把她叫做“小疯子”：“在这里，连普通话都用不着，讲我们海宁话就可以了。你学那个干什么呀？”

邓惠燕常笑着回答：反正没有什么事，学些俄语总会用到的。接着，她又自顾自地学起来……

今天，她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基本过了语言关。

白手起家

来到莫斯科的第二年，邓惠燕所在的公司转产其他产品，并撤销了莫斯科的销售处。邓惠燕没有回来，她想继续待下去。

一年左右的工作，让邓惠燕对莫斯科的市场有了一些了解。对于这个重工业发达而轻工业几乎空白的国家来说，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机会太多了。

对，就自己干！

拿着仅有的一千元出头的美金，租完房后，邓惠燕手里只剩下了60美元，折合人民币，也就500多元。

这么点钱，货都进不来，怎么干？邓惠燕有自己的办法。

“我就凭借一年来良好的人缘和信誉，当起了‘二传手’。60美元当作押金给货主，拿上样品去找买家，只要买家对东西感兴趣，生意就做成了。”由于已经会一些俄语，邓惠燕在买卖双方搭起了桥梁，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

邓惠燕把俄罗斯1990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称为“疯狂的年代”，那时的俄罗斯，似乎遍地都是黄金，只要到了那里去“捡”，就能发财。而她开始自己做生意的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俄罗斯的经济踏上复苏的道路，开创出一个黄金时期。而她，则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当时，只要有货，就能卖出去。一些质量低劣的服装、鞋子，比如穿三天就掉跟的皮鞋，也很容易出手。而且利润高得惊人，一件在国内一百元的‘皮衣’，到了那里能卖一千元。一集装箱货能挣几十万元，纯利润和成本一比一。”邓惠燕如此形容当时市场的“疯狂”。

不过，邓惠燕对伪劣产品并不感兴趣。她经商，看重的是自己的信誉。“一些人说，东欧、中亚的人对质量不重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那样做，不仅坏了自己的信誉，也对中国人的声誉有伤害，同时失去了更多的机会。”邓惠燕说，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这些莫斯科市场上的主要客户，绝大多数都是那种很真、很直的性格，更不能去欺骗。

正是由于她的诚实守信，让她在外国客户中拥有了极好的声誉，也才有了此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一位以色列犹太商人主动向她投资300万美元，让她拥有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遭遇挫折

作家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段引言：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句话，邓惠燕深有体会。俄罗斯的莫斯科不是美国的纽约，她也不是那个转瞬间成为富翁而不知所措、放浪形骸的王启明，那种感受，源自身边的人对她毁灭性的伤害。

两年时间，邓惠燕的生意顺风顺水，当初60美元起家的她，到了2001年，已经拥有了200多万美元的资产。

然而，她没有想到，这200多万美元转眼间就化作了乌有。在邓惠燕生子期间，前夫在赌桌上把家底全部赔了进去，这段婚姻也因此破裂。离婚后，邓惠燕还承担了部分的债务。

“这笔债务的数字，我记得太清楚了！48.6万美元。”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让邓惠燕刻骨铭心。

令她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不幸的婚姻，还有由人生一个巅峰瞬间跌入想所不敢想的谷底，这种人生际遇巨大的落差，让她对生活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时至今天，她眼里的莫斯科是个“叫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可以让你一夜间暴富，也可以让你一夜间就彻底趴下。”

辛辛苦苦挣的钱没了，但邓惠燕没有趴下。她咬紧牙关，涌生出更大的动力——必须把生意做好，尽快还上欠款。

她和借款人逐一联系，承诺了还款的日期和计划，边挣钱，边还钱。带着孩子的女人不容易，为了生意，为了钱，她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欠款一笔笔还上了，而她的名声一点点地变大了，这个最困难的时候都不忘维护自己声誉的嘉兴女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到2003年上半年，邓惠燕彻底甩掉了这笔债务包袱。

奇迹诞生

好人自有好报，这句话，在邓惠燕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几年来，邓惠燕坚持不做亏心的买卖，良好的信誉，让她拥有了不少回头客与朋友，生意也越做越顺利，越做越兴隆。而长期积累的好声誉，让她得到了很多人都想得到的机会。

一些以色列犹太人，手里有钱，但是自己不做生意。这些人会寻找一些信得过的商人，把资金投向选定商人的生意，然后从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投资回报。这次，一名犹太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邓惠燕。

300万美元，是这个犹太人交给她的钱数。

从这个时候开始，邓惠燕“以奇迹般的速度”跨越式地发展起来。

当然，邓惠燕所说的“奇迹般速度”的出现，离不开她观念的解放。邓惠燕觉得，要想真正发展得好，必须告别过去简单的民间贸易，告别“灰色清关”，走正规化的道路。2004年，邓惠燕注册成立了LM集团公司，独资建设了莫斯科ACT商贸中心“蓝楼”，经营的范围由过去的皮革制品、布料、纺织品扩大到酒店、投资、建筑等领域。

在此期间，莫斯科当地的几家银行为她提供了贷款。银行负责人这样说，邓女士贷款，不需要担保人。

公司业务范围的变化，让邓惠燕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她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绝大多数华人所做的服装、衣袜生意，而是同俄罗斯地方政府做起了生意，同时与我国的一些大型国企合作，开发俄罗斯市场。

依靠自己的声誉和众多的朋友，邓惠燕的公司拿到了俄罗斯政府采购的订单。现在，她正在为2012年冬奥会举办地索契代办市政设施和宾馆配套设施。几年时间，邓惠燕从一个倒腾服装、布料等的“国际二传手”，蜕变成一个做大生意的国际商人。

再向前看

短短几年便做成了大老板，邓惠燕在莫斯科华人界声名鹊起。莫斯科20万华人，提及邓惠燕，摇头不知者寥寥。最近几年，每次我国国家领导人访问莫斯科看望华侨代表，邓惠燕都应邀参加。随着社交圈的扩大和变化，邓惠燕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商机和商路。

个人有了名，是好事，邓惠燕并没有独享出名后的利益或优势，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相关信息，为身边的同乡、朋友排忧解难，努力地促使着莫斯科华人商圈更加团结。

邓惠燕在莫斯科华人社团中担任了数职：莫斯科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莫斯科浙江华人联合会副会长，莫斯科嘉兴商会主席，莫斯科海宁商会第一任主席。其中，嘉兴商会与海宁商会，都是她于2003年注册成立的。利用社团组织，嘉兴老乡们时常互通信息、交流感情，远在莫斯科的三千嘉兴人，像是有了一个家。

邓惠燕说，自己目前走到这个位置上了，就有义务带动海宁老乡，嘉兴老乡，浙江老乡，甚至是整个华人商圈，向前多走几步。“我们浙江商人在莫斯科的有5万多人，企业上万家，民间贸易量占中俄民间贸易的75%。我这次回来，就向省里建议，由省政府出面与俄罗斯有关方面洽谈，在莫斯科建设一个浙商工业园，促使浙商在莫斯科更好的发展……很多在那边的嘉兴商人，还有一些企业的驻地代表，文化素质还比较欠缺，缺乏长远的目标和打算，总是固守传统的经营模式和思想，需要促使他们改变，争取能把小生意做成大文章。比如说，可以去参加展会等，收获一定会很大的……”

谈起莫斯科经商，邓惠燕说，海宁皮衣、桐乡毛衣、平湖服装等传统的商品在莫斯科都有不小的市场。甚至在2001年之前，海宁商人领导着整个中俄民间贸易的市场。“那里的机会多得是！只要一个人能吃苦，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就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