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著名作家楼适夷和黄源（中）、巴一熔夫妇合影。

    一年以后，黄源在编校《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书后，毅然投笔从戎，离开了上海。至今保存下来的鲁迅给他的３８封书信，大多是有关编辑《译文》方面的意见和主张。这位当年被鲁迅誉为“向上的认真译述者”，在《忆念鲁迅》和《在鲁迅身边》中这样写道：“我原来是搞文学的，最多是搞革命文学吧。可自从接触鲁迅先生之后，我的人生道路有了显著的改变，最终走上了为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而战的道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解放后，经他提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首座鲁迅纪念馆，与老友茅盾一起请毛泽东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的碑铭。他是鲁迅的学生，因此，他一直在先生精神的旗帜下生活并回忆，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投笔从戎　险些“尽忠报国”

    抗日战争爆发时，黄源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此时上海已沦为“孤岛”，待他安葬好父亲后，已无法进入上海。于是他辗转内地，于抗战爆发次年１２月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翌年初，黄源与陈毅在江南某地的新四军军部一支队司令部初次邂逅。当时陈毅只带一个班，黄源便跟他在茅山地区进行活动，并经常共睡一床。每当夜幕降临，黄源便静静聆听陈毅那饶有风趣的言谈。同年黄源任新四军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主编《抗战》杂志文艺版和《抗战报》文艺副刊。为了让文艺创作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黄源还与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共同发起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并向全军征稿。此项活动不仅得到军部的批准，还得到陈毅的支持。陈毅亲自带头，以“绛夫”的笔名写了《十月十五日》一稿，发表在《抗战》杂志的“文艺专号”上。陈毅的行动，带动了全军官兵，该活动历时一年半，选来稿达百万余字。稿件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新四军官兵战斗在大江南北许多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这些极其宝贵的资料，成为当时黄源行军时担在肩上的沉重行李，可惜还未等到出版，便在“皖南事变”中被毁，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２日傍晚，新四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被突破，黄源和军部首长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失散。叶挺军长被捕入狱后，以为黄源已遭不幸，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一张纸条中写道：“被困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石西民还因此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写了《忆黄源》的悼念文章：“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是鲁迅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时牺牲了。”事实上，黄源并没有死，他突围后辗转到了上海，通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地下党新四军办事处联络后，于５月间到了苏北根据地。陈毅见到黄源，欢笑着大声说：“黄源，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为此，他还特地送给黄源一盒雪茄烟，以示对其“死而复生”的“奖励”。

    与陈毅像是老朋友

    最让黄源记忆犹新的是在１９４１年下半年。他说：“当时军部从盐城突围出来后，到了盐阜区停翅港，这是一个很小的农村集镇。陈毅委托我任《江淮日报》的副总编辑。当时我与总编辑工作上有些矛盾，陈毅为此亲自召开会议。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没有香烟抽，我要抽烟时，就跑到陈毅那里去抽。部队是有上下级制度的，隔一级就很难碰到一起，只有我与陈毅像是老朋友，常到他那儿抽烟谈天。”

黄源先生在浙江医院病房为海北支队旧址题词。

    皖南事变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黄源就在华中局宣传部主管新闻出版，筹办华中新闻社。此后，他便在刘少奇任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导主任。刘少奇曾对黄源说：“我在艺术上是外行，请陈毅同志管你们。”后来，黄源就在陈毅直接领导下，在苏北开辟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