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阿明档案

　　1955年10月，出生于海盐；

　　1973年1月，毕业于海盐沈荡中学高中班；

　　1973年起，海盐沈荡镇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会计；

　　1973年下半年起，向阳中学教师；

　　1976年10月起，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队长；

　　1983年起，齐家乡水泥厂供销科长；

　　1985年起，辞职单干，到嘉兴推销石膏等；

　　1998年起，回乡买下齐家砖瓦厂和齐家水泥厂。

　　章阿明的话

　　——“做人要敢闯敢拼，领导的话还是要听的，但做实际工作要听群众的，符合群众呼声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

　　——一切都是摸索出来的，不摸索就没有变化，就没有新开始。”

　　上世纪70年代末，一帮农户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大风险，在把农田包干到组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按下手印——看到这样的一段描述，你想到的是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吧。其实，我们说的是嘉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之地——海盐县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

　　对照全国和浙江各地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度表，应该说嘉兴整个农村的改革进程算不上是快的，但早在1978年，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就在高中毕业的年轻队长章阿明的带领下，从扩大农户自留地开始，逐步包干到组、包干到户，发动了嘉兴的“小岗村变革”。

　　海盐县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在海盐的最北面，与嘉兴凤桥接壤。这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年底除了分到一点口粮，要倒欠生产队一笔钱；这里移民很多，解放前钱塘江边潮水大，萧山、上虞、绍兴一带住在钱塘江边的居民失去了土地，其中一部分逐渐迁移到这里开荒种田。

　　穷则思变，再加上移民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村民表现出更多的不安分。在章阿明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村里一个也同样叫阿明的人因为贩卖农民自织的土布，被定为“投机倒把罪”。“今天不把你这个大阿明斗倒，以后不知还会出现多少个不安分的小阿明。”在全体社员参加的批斗他的大会上，乡干部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章阿明的心里。没想到，几年后，村里真的出了一个十分不安分的“小阿明”。

　　1976年10月，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改选队长，社员将120张选票中的105张投给了年仅21岁的章阿明。章阿明是沈荡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当过队里的会计，做过民办教师，是大家信任的有文化的人。

　　当选队长之后，章阿明就立志要改变现状，让社员们既有饭吃，又有钱花。1977年秋天，正是给晚稻施肥的季节，在田间参加集体劳动的章阿明和高中同学巢惠明碰到一起。看到周围尽是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人，巢惠明不免发起了牢骚：“这点活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来做嘛！如果允许分开单干的话，我让老婆一个人干农活，我出去多做点木工活，一年能挣不少钱。”这正和章阿明想到了一起，他暗自在心里琢磨：“这样吃大锅饭没有前途，把田分掉单干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章阿明就把4个村干部和两个社员代表叫到一块儿。6个20多岁的年轻人聚在大队经济管理员章国忠家的土坯房里，偷偷商量到底要不要把田分下去。参与的人谁都没想到自己酝酿的其实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

　　其实当时村里很多有手艺的年轻人都不高兴种田，章阿明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村干部和骨干社员的响应。“深夜2点多，村里的狗都不叫了，我们的会还没开完。”据当时第八生产队的蚕桑队长章祖连回忆说，6个开会的人都认为分了好，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一步到位分到户还是先扩大自留地。

　　分田单干，那可是要犯政治性错误的，搞不好几个人都要被批斗、吃牢饭。在尖锐的思想斗争下，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会议最终艰难形成决议：要试试看，一步一步来，先扩大村里的自留地，再逐步把春花田也分到队里的4个组。

分田到户的当年就吃上了年糕　迈开步的村民大胆种上“资本主义的苗”

　　说干就干，很快，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竹园、树木的遮阴地等零星杂地就按人口分到了户，自留地的面积由2分增加到了4分，第二年的春花田也分到了4个组。这样分了以后，各家各户种田的积极性明显高涨，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那下一步要不要再分田到户？“我和很多社员都想要分。但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再分下去不是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30多年后，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章阿明很为自己当时的胆识得意，“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队里还是在征求了各方意见后痛下决心：分！”

　　在随后的一年多，第八生产队又先后开了七八次干部和社员会议，最终确定了分田到户的原则：一半按劳，一半按需。具体方案为：全队42户人家，300多口人，总共245亩水田，统筹考虑每户的劳动力人口和口粮数分配土地到每家每户。

　　在具体分配的过程中，很多人家都想多分一点，难免产生矛盾。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章阿明和队里的其他干部也未雨绸缪制定了解决办法：采取公平公正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社员服从干部。大约在1978年底，整个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全部完成了。

　　分田到户的效果怎么样？“分田到户后的第一年过年，队里家家户户就开始打年糕了。我们第八生产队是周围最早打年糕的队，而以前都只能吃粥。”章阿明的妹妹章桂珍回忆说。

　　“他们一个生产队的菜籽合拢起来才能装满一条船，我们一户人家就是一船。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加一起的产量还不如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当年生产队的副队长章长福对记者说。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以前社员们在自留地里种下的小白菜、老姜、桃子、黄瓜等经济作物，都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被连根拔掉。很多干“私活”的人都被拉上了批斗台。

　　但章阿明和队里的其他干部号召大家多种经济作物，还想办法帮助社员解决缺化肥、农药的问题。1978年，第八生产队以村里的名义贷了2万元钱，从海盐于城供销社买来4万多斤化肥，分到每家每户。收了粮食、小菜等卖了钱，再把贷款还清，剩下的全是社员自己的。

　　而那些会手艺的年轻人在农闲的时节都出去赚钱，制砖坯、瓦坯，做木匠、泥水工，连章阿明自己也出去摇着船帮民丰造纸厂收芦竹，一个月下来有四五十块钱，这是连城里人都羡慕的高收入。

记者采访当年的公社领导。

　　因为地处偏僻，再加上章阿明和社员们事先约定，分田的过程中有再大的困难大家协商解决，绝不向上反映，分田的事也要对外保密，第八生产队的秘密一直保守了两年多。但在1980年前后，章阿明他们搞分田到户的事还是传开了。

　　有人说，“他们这是瞎搞搞，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但周围生产队的社员们看到了第八生产队有饭吃有钱花的好生活，纷纷要求分田。胆子大的生产队也开始分了。这下事情闹大了，本来想睁只眼闭只眼的上面不得不出面阻止。

　　他们派来了调查组。“这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你们带了坏头，周围的生产队都在看样。”“这说明分田是好事，是坏事的话他们不会看样的。”章阿明等人拿出全体社员签字的承包到户的协议书，理直气壮地和上级“顶嘴”：“把田都收拢起来，大家都不同意。”

　　没办法，公社的一个领导要副队长章长福自己到县里去问问，还特别关照他去的时候别忘记带着棉被，“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但章长福没有被吓倒，他真的走路去了县政府。接待他的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干部。“田分了以后，每家每户的收入都增加了，要把田收拢起来的话，没有一个答应的。这种大家都认为好的事为啥就不能做了？”章长福气呼呼地问。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干部并没有表示反对，“你们觉得好就去试试看吧。”之后，他又派了小轿车把脚上走出了泡的章长福送回村里。

　　章阿明到乡里开会，会后被乡里领导板着脸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劈头问了他三个问题，章阿明一一作答：

　　“社会主义好不好？”

　　“当然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的今天。”

　　“那你为什么还做这种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事？”

　　“这里说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可老百姓挣了一年的工分，剩不下什么钱，到头来还要吃返销粮。分了以后，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钱也有得赚，这不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温暖……”

　　“你们都把田分掉单干了，那些不能干活的五保户靠什么吃饭？”

　　“田不分掉，五保户和大伙一样要饿肚子。分了田以后，五保户的田都由兄弟们帮着种，他们什么都不做，有吃有穿。”……

　　他们的这段对话被县委报道组里来的陈有恒听到，他上前打了圆场，“他们这个做法很新鲜，既然社员都乐意，你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好了。”

　　来自县里“领导”的两次没有明确肯定的支持，让章阿明对分田到户的摸索更有信心了。而在两种思想的交锋中，调查最终流于形式，上面一些领导的态度都逐渐转变，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年冬，嘉兴各地普遍召开干部大会，认识到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从而把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当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嘉兴地委也决定，全面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在局部地区逐步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在这样的背景下，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成为学习的样板，公社党委要在全公社进行宣传、推广他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

　　但在全嘉兴范围内，章阿明等人先人一步的农村土地改革，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30年后的今天，海盐的一位退休教师偶然间听说了那段历史，多方求证之后写了《一篇迟到的报道——记农村改革的先行者章阿明》投稿嘉兴日报，那段尘封的往事才被人了解。

　　在前不久嘉兴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会上，已经成为拥有上亿固定资产民营企业家的章阿明作为农村改革的代表发言。他说：“做人要敢闯敢拼，领导的话还是要听的，但做实际工作要听群众的，符合群众呼声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一切都是摸索出来的，不摸索就没有变化，就没有新开始。”

　　朴素的语言透露出改革者所共有的气质：不唯上只唯实，敢拼敢闯敢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