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山东汉子，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着嘉兴的前世今生，如果时间足够充裕，连旮旮旯旯里你闻所未闻的嘉兴的那点事，他都不会遗漏。

　　他就是史念。地域上相隔千里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竟是如此神奇地交融在一起，浑然天成。

　　他是如何做到的？采访中，这个念头曾不止一次涌上记者的心头。但是在采访结束时，记者已不想去深究了。因为震撼与感动，早已充满记者的心头。

　　一部改革开放后修的《嘉兴市志》，总共300万字，其中多数篇幅是他写的；这部嘉兴新的地方志，从他接手牵头修志到正式出版，历时10年，而有七八年时间，他没去一个地方参观或旅游，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2点钟才睡觉；自从清光绪年间嘉兴知府湖南人许瑶光修《嘉兴府志》后，100多年来嘉兴未曾修过志，其间关于嘉兴的史料少得可怜，为了让嘉兴的这段历史接续上，他花了两年多时间，把时间跨度长达77年的所有《申报》影印本一一翻遍，将上面刊登的所有嘉兴大事件都摘抄下来，无一遗漏……

　　而事实上，对于这十年磨一剑修志的经历，作为《嘉兴市志》主编的史念如今再回首，其间的艰辛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用他的话说：“这次修志倒不在志本身，而是通过修志这个工作的过程，让一个在动乱年代被大家抛弃的观念树立起来了，那就是我们不光要创造历史，还要记录历史、保存历史、研究历史。”

　　史念档案

　　1931年10月生于山东滕州，高中肄业；

　　1948年12月参加革命，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随军渡江到南方工作，先后在嘉兴专署、地署工作，曾任地委副科长、专署财政局副局长等职，还担任过嘉兴塘汇乡乡长；

　　1961年起任嘉兴图书馆馆长；

　　1983年起先后任政协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7年起任嘉兴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嘉兴市志》主编；

　　1995年离休至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史念的话

　　——“要凭正史来了解一个具体地方，比如嘉兴的情况是很难的，而从地方志中来考查一个地方的变迁，是很实用的。”

　　——“嘉兴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个朝代就只修一次地方志，嘉兴有的朝代要修好几次地方志，像清代嘉兴修了四次府志，平湖修了五次县志，这是因为嘉兴经济富裕，文化发达，有钱、有人、有东西。”

　　——“我们修志之前嘉兴的最近一次修志是清光绪年间，如果我们再不修，嘉兴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就没有地方志了，就断了。我们修的这部志书，填补了历史空白，无愧于祖先和子孙。”

　　进入改革开放后，国家也将修编地方志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中央由胡乔木主抓。“胡乔木不光总体讲这个事情重要，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对地方志提出了一个性质、原则、内容等指导性意见。”史念说，这就很明确了，修地方志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事情。

　　据史念介绍，嘉兴修地方志“动”起来，是到了1986年，当时省里要求很急切。“我就被调过去牵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重大，所以就欣然答应了。”

　　虽然知道修志这个事情不容易，但究竟有多不容易，只有等史念接下这个活后，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了。

　　“简单说是一没人员，二没经费，三没资料，完全是一副百废待兴的局面。”史念说，往深了说，就是社会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除了主要领导外社会上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

　　史念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很能代表当时的社会状况。当年他到一些部门和单位调材料，自我介绍是“市方志办”的，对方一听竟问“是不是管房子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个什么时代？是个只注重创造历史，不注重记载历史的时代。”史念坦言，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相比，这才是更让人头疼的问题，几乎没有人注重资料的保存和记录，说个笑话，当时有的县连哪天解放都说不清楚，而很多乡镇刚解放后4年的情况，连一点资料都没有记载。“这可以说是一种蒙昧的状态，是一种缺乏文明的表现。”

　　而事实上，嘉兴上一次修志还要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当时的知府许瑶光主持修了《嘉兴府志》，至此就再没有修过。“100多年时间，没有好好的梳理过，史料的缺乏可想而知。”史念叹道。

　　嘉兴历史上是“文化之邦”，又是战乱频繁之地，从元代到民国遭到毁灭性破坏就有7次，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近现代史料几乎丧失殆尽。没有史料，那就一点一滴地去找，去把那些空白的历史填满。

　　事情往往说说容易做做难。且不说发动下面各县各部门提供资料时遇到多少扯皮的事情，光说到《申报》上地毯式查找嘉兴史料的事情，就足够让人“累死气死”了。

　　面对历史记载的一片空白，编纂人员不辞辛劳，或到民间访问，或实地考证，或进沪、杭、湖图书馆查档案摘抄，或向社会广征。为弥补清光绪《嘉兴府志》刊后到民国这百余年历史资料，史念花了两年多时间，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长达77年、400册、40万页的《申报》影印本，全部查阅一遍，凡有关嘉兴大事，自己动手或请人摘抄卡片3000余张约1000万字。其间他因操劳过度，累得吐血病倒仍抱病工作。

　　这是《嘉兴市志》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艰难困苦的一个缩影。史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能赶在20世纪把《嘉兴市志》出版，真有点侥幸的味道。“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人的一生也只能修这么一次。”

　　如今回首这段修志历程，也令史念感慨良多。他告诉记者，《嘉兴市志》修完又过去10多年时间，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搞文化活动要么不搞，要搞就会全民动员、全力以赴，现在嘉兴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地方志编纂工作，他觉得现在应该再也不会遇到当年的情况，他祝这一轮新志修得更快更好。

　　不过，史念主编的《嘉兴市志》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赞誉，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会长魏桥等不少专家同声称赞《嘉兴市志》是一部佳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和使用收藏价值。市志出版后，成为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赠送在京、沪、杭、港、澳、台的嘉兴籍专家、学者、著名人士和来嘉兴考察的国外贵宾的珍品。一些嘉兴籍人士看了志书，称故乡的历史兴衰变迁令人思念追忆，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文明祥和的景象使人鼓舞欣慰。

2004年在嘉兴图书馆百年庆典上（右）。

　　“嘉兴在宋朝以后，就是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丝绸之府。嘉兴历史上，可是名人辈出啊。”在采访中，史念不止一次感叹，嘉兴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贡献卓著。

　　史念之所以要反复地讲起这个事情，是要表达一个观点：嘉兴历来是一个重礼崇文的地方，在古代“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一直很高，而这种较高的文化水平，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知道多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这30年，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提“文化是软实力”，当年邓小平更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已逾古稀之年的史念，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个。

　　史念说，修地方志并不在志本身，而是通过修这个过程，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不光要创造历史，还要记录历史、保存历史、研究历史的观念。“而现在是到了应该把这些观念不断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史念举了嘉兴名人资源的例子。他告诉记者，嘉兴有记录的名人有9000多人。而为了收录这些名人，当年《嘉兴市志》的编纂人员也是煞费苦心。求证巴金祖籍的问题就很典型。

　　1989年，嘉兴市志编纂室编辑开始“巴金与嘉兴”寻访工作，历时3年。陆明找到嘉兴城区工商局一干部李宁洪，李宁洪系巴金的堂侄(李宁洪的祖父是李玉书，巴金称之为“大叔”)，他曾与巴金有联系，陆明还找到巴金的堂妹李德妤老太太（1989年时已80岁）。市志编纂室就是通过巴金在嘉兴的亲戚，于20世纪90年代初，多次设法与居住在上海的巴金联系，并写信给巴金女儿李小林转达了嘉兴方面想了解有关巴金祖籍的情况。1991年1月9日，巴金向嘉兴市志编纂室提供了李氏世系资料，并在《塘汇李家祠堂》复印件上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表示同意发表。此文是巴金研究的一个重要史料。

　　“名人资源是嘉兴的财富，它是一笔宝藏。通过这笔宝藏，我们可以好好地研究研究，嘉兴历史上为何会产生这么多的名人，而现代为何又如此凋零。”史念对记者说，这就牵涉到一个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

　　“文化是要看全社会性的。”史念非常郑重地说，这在嘉兴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旧社会讲科举，嘉兴历史上有状元13个、探花榜眼27个、进士473个，这些数字是超过四川全省的。“这也是一个指标，能反映社会文化水平。”

　　而为了说明文化是要看全社会性的这个观点，史念还列举了两个统计。一个统计是到清末嘉兴籍文化人撰写的著作达到了8911部（本），作者4198人；而单篇著作也有4041篇，作者3322人。据记载，仅乾隆年间，嘉兴一域会作诗的人就有8000多名。另一项统计是，历朝历代以来，拥有10位以上国家级文化人才的城市全国仅有39个，而嘉兴就拥有此类人才39位，占全国的4.79％，位列全国第9位。

　　“《嘉兴市志》记载了这些名人，我们就不应让他们只是存活在故纸堆中，怎样让他们在当下‘复活’过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开发的课题。”史念说，新一轮的嘉兴发展需要从他们身上汲取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