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古稀之年的黄伟康，衣着朴实，思维活跃，言辞犀利，话语幽默。与人攀谈，黄伟康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语气铿锵。或许，对外改革开放的沧桑岁月，历练了他豁达的心胸，坚韧而和善的性格。

　　12月17日的上午，在上海一个雅静的小餐厅，记者采访了黄伟康。黄伟康面带慈祥的微笑，端起一杯热茶，打开了话匣子。思绪随着绿茶的热气，萦绕着时空的隧道，飘回上世纪80年代的嘉兴……

　　尽管在那个思想萌动、风云变幻的时代，普通民众对黄伟康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在嘉兴改革开放对外招商引资的历史进程中，黄伟康的智慧与胆略却凝固在人们熟悉的时代符号中。

　　黄伟康档案

　　1941年，生于上海；

　　1959年，就职于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

　　1970年，调往四川东方锅炉厂；

　　1984年，调任嘉兴标牌厂厂长；

　　1987年，调往嘉兴市外经委；

　　1988年，升任市外经委副主任。

　　黄伟康的话

　　——“思想跟不上时代，做啥事都要吃亏，都要落在人家后头，因为人家比你看得远。”

　　——“做事也好，做人也罢，既要有个人的思想，又要有胆魄，也要有智慧，否则就会受制于人。”

一上任就想好好干番事业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熄了

　　1987年3月8日，黄伟康结束嘉兴标牌厂厂长的任期，调任市外经委外资外经科科长。对黄伟康来说，这是一件喜事，毕竟在外经委工作施展本事的天地比标牌厂广阔多了。“那时候，嘉兴对外改革开放刚起步，外资外经工作尚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黄伟康回忆说，一上任，他心里就盘算着要好好干番事业。

　　事实上，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已深入经济体制层面，尤其外经贸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外贸出口权逐渐下放，引进外资政策慢慢放宽。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特区的讲话，更是鼓舞了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人。可以说，这个时期外经贸领域是个思想异动的领域，想有作为的商人或政府官员不计其数，黄伟康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我上任第三天，就开始接触外商，谈项目。”黄伟康说，1987年3月11日，他与荷兰一家企业就民丰“再生纸”项目谈合资，对方也挺感兴趣。但谈到关键处，对方一个关键问题，让黄伟康傻眼了，“当时，对方问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哪有钱，一下子就懵了。”

　　尽管黄伟康很机敏，当即回答对方，“我口袋空的，没钱，但你们出多少钱，我们就投资多少钱，我们能通过政府融资。”虽然黄伟康说得很有底气，但政府出钱合资的项目，似乎不符合西方人的思维，对方立即就失去了兴趣，终止了谈判。尽管黄伟康数次苦口婆心地游说，都无功而返。

　　其实，谈判的外资项目失败，当时并不是新鲜事，不成功的有很多。1987年，全市成功引进的项目仅3个，而1986年只有2个，1988年也只有8个。“当时引资难，关键是投资环境不好，软硬件差，连条像样的路都没。”黄伟康说，人才、资金、技术等软件就不用说了，唯一的吸引力就是政策。

转变思路借名人搞引资 金庸帮新官烧着了第二把火

　　尽管首次谈判失败，但黄伟康并未心灰意冷。其实，黄伟康遇到的难题也是政府要面对的，只是，这些难题要通过黄伟康等普通官员的具体思想路径来化解，而政府的路线方针就是：吸收外资，引进技术，鼓励外商投资。

　　当时，为了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市政府于1987年5月18日，在北京、上海、海口、珠海、深圳、厦门等地设立办事处，专门搜集开放前沿地区的市场、政策、引外资方法等信息。同时，在政策上支持外经贸系统的工作，1988年5月5日，市政府颁布鼓励外商投资政策的实施办法，明确改善嘉兴投资环境，加快全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有了政策撑腰，黄伟康等人办事的思路就更开阔了，便建议政府利用名人效应搞招商引资。黄伟康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庸。经多方联系，金庸等港台名人答应，愿意为家乡经济发展出微薄之力。

　　1988年春，经精心筹备，嘉兴市来料加工洽谈会在深圳召开，出席会议的金庸等带来了几十名大客商。黄伟康回忆，当时在洽谈会上，全市一共拿出了100个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同与会的110家公司代表，就来料加工、合作合资等内容洽谈。由于金庸等名人的支持，洽谈成果颇丰，一共签订协议合同9项，意向合同20多项。

　　深圳洽谈会的成功举行，让黄伟康等人信心倍增，市外经委的地位也大幅提升，因为在当时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可以说，史无前例。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迅速推进，投资环境的改善，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其后几年，嘉兴外向型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89年，全市引进三资项目11个，1990年13个，1991年已达42个。而出口额也大幅攀升，由1987年137万美元升至1990年的3844万美元。

1993年，黄伟康陪省领导参观在杭举行的投资洽谈会嘉兴展位。

　　招商引资本来就是个很吃力的工作，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招商引资工作吃力不仅因为项目洽谈时需要的智慧与胆略，关键还有家门口利益派保守思想的阻力。

　　“洽谈独资项目、三来一补项目还好，而合资项目就很头疼了。”黄伟康说，头疼的不是洽谈吃力，而是我方不少人员反对，有的是因利益受损，有的是思想保守，不敢破除陈规陋习。

　　根据黄伟康回忆，沙龙国际宾馆（时称烟雨宾馆）差点撤资，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的典型。沙龙国际宾馆是中日合资项目，中方出土地，日方出资金，具体资金按项目施工进度安排。早在1985年就洽谈好了，但到1992年宾馆才建两层，原因就是我方保守派人士反对合资，拖延施工进度，不向日方汇报。

　　当时，日方已出资100万美元，由于得不到工程施工进度明细，也不知100万美元资金的去向，无法按施工进度出资建设的约定打钱，十分恼火，打算单方面撤资，100万美元也不要了。“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弄得不少领导束手无策，毕竟这是嘉兴首个具有代表性的三产合资项目。”黄伟康说，没办法，领导就要求他去化解这个矛盾。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招商引资“谈判高手”黄伟康苦思冥想半天，捉摸出个办法。黄伟康先安抚对方，相互体谅一下，努力把宾馆造好，可对方就是不同意。“不撕破脸，我看是搞不定了。”黄伟康就向沙龙会社负责人表示，沙龙集团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如硬要单方撕毁合约，我方就向媒体通报，沙龙集团失信。

　　考虑企业信誉，沙龙集团让步了，但黄伟康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当时，不少保守派人士反对与日方合资，有些人士曾在市里的会议上点名指责黄伟康。反对派不赞同这个合资项目，一是当时日元贬值，我方汇率损失大；二是经营权移交日方15年，反对派人士难以接受，“自家门口作不了主，还合什么资”；三是有人认为利用外资，跟搞租借无异。

　　1992年5月，就黄伟康的问题，市政府部分领导召开茶话会，让其作出解释。在茶话会上，黄伟康与反对派人士辩论，凭借智慧与魄力获胜。当时，遇到类似的问题很多，比如嘉善酒厂，当时也准备与日本朝日啤酒合资，但员工都不同意，部分老领导也反对，结果合资流产。

在日本招商嘉兴大获成功 靠的是“朴实”的招商策略

1996年，江陵市和嘉兴市结为友好城市。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理论的完善，姓资姓社的讨论早已消失在坊间。而人们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也已接受并理解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在这一时期，外资审批权大幅下放，外贸经营机制也已转换，全国掀起了招商引资和出口创汇的热潮。

　　“消除了思想障碍，我们工作轻松很多，至少没了思想包袱。”黄伟康说，上世纪90年代，嘉兴投资环境虽有所改善，但与周边地区仍有一定的差距，工作压力还很大。为了洽谈更多的项目，黄伟康只能以“朴实”之招打动投资者。1995年10月，浙江在日本举行投资洽谈会，各个地市同台演讲，竞争洽谈项目。当时，嘉兴在软硬件方面都比不上周边兄弟城市，但嘉兴的演讲最成功。“我演讲全用日文，拉近了与客商的距离，而且我直言不讳，说嘉兴投资环境目前的确不好，但潜力很好，尤其嘉兴人朴实、善良。这番话吸引了不少客商，当时成功签约十几个项目，远超其他地市。”

　　其后几年，黄伟康等人依靠“朴实”的招商策略，成功谈判了数十个大项目，像韩泰轮胎、昭和电线等，创造了嘉兴招商引资工作的辉煌。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地位获得世界认可，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解放，对事物本质的辨别能力也进一步增强，招商也从引资时代转向选资时代，全市外向型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市引资项目已由1990年15项增至2007年420项，实际利用外资由1990年131万美元增至2007年16.62亿美元。而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90年至2007年，全市进出口额年均增长42.5%，其中出口达116.74亿美元，年均增长40%，远高于同期GDP增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