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事文学，她或许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如果搞科研，她或许已是成绩卓著的工程师；可命运却让她走上了一条从政的路。从1983年到1998年，正是30年改革开放中最激荡的15年，她连任三届嘉兴市副市长，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争取嘉兴市图书馆能如期扩建，在“教育和科技的春天”刚刚来临时，给众多渴望知识的嘉兴市民一方宽敞的阅读空间，她在市政府闹过著名的“罢会”；但是在看到老教师住在破旧的阁楼上、得知教师们的健康状况堪忧时，她当众潸然泪下……在她离开副市长岗位的10年里，很多人仍然在说着她的名字，感谢她当初做的实事。

因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她用细腻又真诚的笔触写出了长篇小说《女市长》，被文学界称赞为“最真实的官场小说”。在人生即将迈入古稀之年时，这位多年分管教育文化和卫生条线的女市长心头，留下了怎样的改革记忆？

范巴陵档案：

1939年出生于重庆；

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三女中；

1960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

1983年至1998年担任嘉兴市副市长；

1998年至2003年担任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范巴陵的话

——当我坐在一个城市的公交车上，有位老人上车时，车里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让座；在公园，年轻的妈妈指导两三岁的孩子把糖纸扔进不远处的果壳箱；马路上，不小心相撞的两个骑车人在爬起来后互道一声对不起，各自离开……这是我眼中一个城市真正的文化。 

“文盲多”的嘉兴拿下两个“第一”

范巴陵（右一）带团访问日本。

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丁雪萍的题为《嘉兴地区教育为何落后》的报道，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

1983年8月，44岁的范巴陵从外市一家企业的副厂长岗位被调入刚刚撤地建市的嘉兴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热爱科研和文学的她突然成为政府官员，她决定从了解中央政策和熟悉基层情况开始。

直到25年后的今天，范巴陵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的震撼。农村学校的教室大多在废弃的祠堂或寺庙里，窗户上很多地方没有玻璃，而代以厚厚的化肥或水泥的包装袋，保暖是保暖了，可是大白天房子里都非常昏暗。教室里全部是泥地，或是因为冬天脚冷的原因，很多孩子的课桌下被双脚蹬出好大的坑。城市的学校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嘉兴三中，除了窗户玻璃和农村的一样外，因为课桌都用了二三十年，桌面全部坑坑洼洼，学生们写字时不得不在桌面上垫一块塑料板，有一些小店就卖这样的塑料板，生意还很好。

学校硬件如此破旧，教师生活则更为紧张。整个嘉兴市只有一位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的李老师有一套36个平方米的住房，其他教师全部住在无厨房无卫生间的自然房里。李老师这套有着单独卫生间的房子曾引来众多同行和朋友的参观，为了招待参观人员，李老师一个月里用掉了1.5公斤茶叶。

“这样的艰难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真正是‘百废待兴’。整个嘉兴市的可用财政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很显然，嘉兴市政府在短时间内无力改变全市众多学校的现状。怎么办？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大胆地做有利于多数人的事。”

那些走访的日子，范巴陵白天劝说那些把柴禾堆放在教室走廊的乡亲及时把柴禾搬走，晚上则一直想着“哪里去弄钱”。焦虑中她忽然发现，虽然当时的嘉兴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乡镇工业在各县区正红红火火地发展着。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富裕的乡镇企业能略施援手，各地的中小学不就能通过自己所在地解决实际困难了吗？

1984年，范巴陵和时任嘉兴市教育局局长的张大为一起，历时两个多月，如当年的武训一样走访调研，征求意见，尝试推行各地乡镇负责自己所在地的中小学建设。嘉兴市委市政府随后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红头文件”，规定除财政拨款外，全市开征教育费附加，鼓励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当年11月，范巴陵和张大为联合署名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嘉兴推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试验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这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乡镇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并且发动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自此叫响，全民办教育的意识和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感也自此苏醒。直到一年后的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1986年，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方案出台。

1989年，嘉兴市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基本消除中小学危房的地级市。1992年，浙江省在嘉兴召开全省“改革教师住房现场会”。1994年，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的嘉兴市，一举拿下两个“第一”：第一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地级市；第一个所辖县（市、区）全部通过“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的地级市。 

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顶着批评”拿下“全民初保”

上世纪80年代，范巴陵（右一）与郊区农民在一起。

范巴陵读的中学上海市第三女中，是宋庆龄姐妹的母校。该校毕业生大多去了各地著名高校，擅长文学的范巴陵一直是班主任心中复旦大学高材生的不二人选，可是她却让人大跌眼镜地读了浙江农业大学。“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想着贫穷的农村没有人愿意去，我们就先带个头吧！”范巴陵和另一位要好的女友一起选择了农村。

知道了这样的过去，就很能理解她当初没日没夜走访嘉兴农村了解农民的医疗卫生情况的心情了。“当年嘉兴有80%的居民在农村，要发展嘉兴的卫生事业，必须着眼于农村。”在走访当时的新篁镇时，当地村民告诉她，当地没有一条陆路通往城市，乡亲们要到嘉兴来，要么自己弄条船摇过来，要么赶一天两班的轮船坐3个小时到嘉兴。这样的交通现状使得当地多次出现心脏病人或难产孕妇发生不幸的悲剧。

必须要在各个乡镇建立达到一定水平的乡镇卫生院！范巴陵的想法在嘉兴市政府的支持下很快推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市各乡镇卫生院作为“市、县、镇”三级医保的“桥头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看病路途近，医疗费用低——住院一个晚上5元钱，是城市医院的四分之一，农村居民们乐开了怀。

然而改革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很快，受工业领域“承包出成绩”的“启发”，各地兴起了“卖医院”之风，纷纷召开会议，一再要求尽快把各地的卫生院“转制”。但是范巴陵看到了此举的隐患：为了营利，医院“买主”怂恿员工多开药、把小病当大病治……给农村患者重新造成灾难。在她的坚持下，嘉兴的卫生院不仅不“转制”，还作了更细的延伸——在各村建立卫生室，把“赤脚医生”也纳入统一管理。那段时间，全省召开卫生工作会议的时候，那些早早地卖掉卫生院的地市，总是备受表扬，而嘉兴这样“坚持不动”的，则明显备受冷落。

正确的坚持总有丰厚的回报。1994年，李鹏总理在联合国会议上签署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承诺书。联合国“人人初保”条件和标准非常苛刻，而具备乡、村两级医疗服务机构则是其中的前提。在当初迅速把医院“转制”的城市忙不迭地不惜代价重新“买回”医院的时候，嘉兴轻松地在1996年初就全面达标，成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个实现全民初保的地级市。1997年，我省在嘉兴召开全民初保工作现场会。

尽管已经有了健全网络，范巴陵还是在关注这个四级网络的成熟和发展。在听到各地卫生院负责人诉苦因为卫生院的集体编制原因而招不到优秀人才时，她和嘉兴市政府通过努力出台政策，把我市所有卫生院全部转成了全民事业单位。尽管其他城市有同行惊呼“嘉兴疯了”，但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和各地农村居民的心都更踏实了。 

以“很不得体的举动”向那一代文化人致敬

中学时代的范巴陵（左一）在田间收割庄稼。

说到自己条线上的文化记忆，范巴陵如数家珍地说起了很多人的名字：多种经营甚至挖地三尺保护嘉兴书场的徐祖福、以无比节俭的经费如期改建完嘉兴市图书馆软硬件的崔泉森……“我要向那一代文化人致敬！”也许这些文化人不知道，当年的一次政府会议上，理想主义者加上文人气质浓郁的范巴陵曾用一个“很不得体的举动”，向他们致敬过。

分管文化科技条线，更清楚刚刚改革开放时人们对知识和科技的狂热渴望，“嘉兴图书馆那1000多平方米的老馆，不仅面积不够，一些珍贵古籍更是只能随意地摆放在潮湿阴暗的仓库里。”喜欢在睡前看会儿书的范巴陵自己就曾去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书是只能借回家看，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阅览室。”

经过再三争取，这座1904年创建的全国最早期的图书馆扩建工程终于在1985年成功立项。正在嘉兴知识界兴高采烈而图书馆扩建图纸全部完成时，1986年，国家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国务院要求对所有基本建设全面审查并实行“双保双压”方针。在随后举行的嘉兴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嘉兴市图书馆的扩建项目“不幸”列入“双压”名录。

恳求、说理、争辩都无效之后，范巴陵把手里记笔记的笔往桌子上一拍，拎起背包说了句：“我退出这个会议，保留意见！”拂袖而去。举动显然“很不得体”，但是扩建项目终于如期开建，3000多平方米的新图书馆一直沿用到2003年后嘉兴图书馆的移址再建。

除了这样别致的敬礼方式外，范巴陵至今记得当年嘉兴市文联下属11个协会，每个协会一年的活动经费是500元，但是各个协会都把活动搞得兴兴头头的，各类免费艺术培训班带出了不少文艺新人。从一年经费3.5万元的嘉兴《烟雨楼》文学期刊起步，走出了余华、黄亚洲等著名作家。

缘于这样的感动，1998年开始，她每天晚上在灯下笔耕长篇小说《女市长》。“我是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希望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痕迹。这一代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观念碰撞和价值观的裂变，都是值得记录和表达的。《女市长》是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呼唤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