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父亲在邻县小镇的供销社工作。那里，乘慢车要过五、六站，需要一个多小时。

那天外婆的病突然恶化，恐是凶多吉少。妈妈心急火燎对我说，快去邮电局打电话，让你爸爸回来！

我感到事关重大，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高桥邮电局。走进墨绿色的玻璃弹簧门，就见长长的高柜台和带着老花眼镜的老头。我怯生生地说：“大伯，我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大伯头也不抬，职业地递上一张单子，我用柜台上拴着线的圆珠笔，工工整整地填上“嘉兴县马桥供销社×××收”。大伯和善地告诉我“小朋友，这电话要经过几个局，在这里耐心等吧。”只听见大伯对话筒说“请接嘉兴马桥供销社。”然后，又低头理杂乱无章的信件了。

我坐在长凳上，望着墙上的圆形大钟，聆听着它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只是电话久久不能接通，我突然感到大半个屁股麻了，我只好起来，踉踉跄跄地迈了几步，等全部恢复知觉后坐下。电话还没有通。我蓦然发现水泥地上，有很多蚂蚁来来往往，我便数经过的蚂蚁，以快一点消磨时间，我内定一个目标：数到200只蚂蚁，电话一定会通。可是，我数到250只蚂蚁时，电话还没有通，一怒之下，把一长溜蚂蚁用脚碾成粉末。我央求大伯：“电话快通了吧？”大伯和颜悦色地说:“快了，快了。”便拿起桌上话筒，对里面说“高桥这个电话急一急。”

电话仍未通。我在邮电局几乎如热锅上蚂蚁，急得团团转，还联想到妈妈没见我回家，肯定在担心了。我又想出一个办法，心里默读墙上泛白的几张宣传资料，猜测等我读完，电话肯定会通了。结果，我又错了，读过五遍了，就是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也烂熟于心了，如超重信件如何收费、电报一个字多少钱等，电话依然悄无声息。大伯还在不紧不慢地埋头着，每隔一长段时间，对话筒说:“高桥这个电话急一急，噢——”

没辙，我干脆脱下外套蒙在头上，靠着墙头睡了，反正，电话总会接通的。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不经意间，电话铃骤响，通了！我弹簧似地跳起来对爸爸说话，只是电话很轻，又夹杂着嗡嗡的杂音，费了很大劲，总算把事情交待清楚。打完电话，抬头看钟，乖乖，我足足等了两小时零十五分！

这是我唯一的到高桥邮电局打电话。以后遇到需要给我爸爸打电话时，任凭妈妈如何催促，打死我都不去。

现在，我家三人，已有住宅电话一部，手机两部，小灵通三部。每当我唠叨以前打电话的经历，女儿总要揶揄我——又在天方夜谈了！

现在多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嘉兴市撤地建市二十五周年，各界正风生水起。对于我——一芥草民的感受：有吃、有穿、有住、有钱，还有电话打，知足了，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