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建 浙江嘉欣丝绸集团 董事长

区别于通常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形象，他凡事以“和”为先，但依然自称是个“不安分的人”；触摸丝绸20余年，他的个性和经营理念也如丝绸般顺滑、平和；一个年销售20多亿元的丝绸公司的董事长，却认为自己的角色只有在家庭中才无法替代。

周国建，从计划经济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历经十年，把嘉欣丝绸带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实现了个人的精彩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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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主持人：你和我们之前采访的禾商有一个很大不同是，你是经由政府部门的官员转变过来的企业家，现在的嘉欣丝绸也是1999年由嘉兴丝绸工业公司改制而来。回过头去看，你觉得10年前的改制的意义何在？

周国建：1999年是嘉欣丝绸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如果没有改制，嘉欣丝绸肯定就不存在了。当时嘉兴的8大公司中，7个后来都撤销了，嘉欣丝绸是唯一的“幸存者”。能幸存下来要归功于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改制决心，特别是嘉欣丝绸作为一个县处级单位进行改制，在当时浙江省也是少有的。

主持人：10年前，你才40岁出头就已是正处级别了，放弃这顶“官帽”，你犹豫过吗？10年前改制时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国建：主要还是观念问题。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县处级单位，而且丝绸这个行业在过去人们印象中一向是还可以的，没有大起大落，不至于活不下去非得改制，很多人不理解。现在回过头去看，改制这步棋是走对了。一是减少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二是增加了税收贡献，差不多增加了10倍；再有就是使职工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说老实话，当初走这一步也不容易，当时班子里的其他成员确实有想不通的，觉得好不容易熬到这个级别，你却要求政府来撤销这个县处级单位。但在官员与商人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角色，我想尝试一下，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主持人：为何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安分的人，你现在刚过知天命之年吧，你还会继续你的不安分吗？

周国建：我的人生经历虽然比较顺，但我又不喜欢太安稳。我常开玩笑说，我一生中打过三次改变我人生的报告。在部队当兵四年多后，感觉提干没希望了，就向组织打了复员报告；1988年从绸厂厂长上调到丝绸公司当经理助理时又打过一次，因为当厂长有劲使得出，当助理有劲使不出；还有就是1998年改制“下海”时候打过一次报告，要求撤销我这个县处级的待遇和级别。

这三份报告的时间虽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能使出劲的事情。现在不太会了，但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原来打算50岁退休的，但现在感觉做丝绸做出味道来了。

主持人：既然没有退休的打算，那对公司的发展是否有些不安分的想法呢？譬如上市，譬如多元化或者其他？

周国建：做企业要有规划，2007年我们销售收入是20亿元，利润1亿元，今年我们的目标是销售收入23亿元，利润1.2亿元。目前嘉欣丝绸的单件服装出口价格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工艺比较先进。因此，我的口号是将丝绸做精做大。如果上市成功，我们还将以丝绸为主业，我们为上市准备的4个项目，全部跟丝绸有关。

“对打品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

主持人：嘉欣丝绸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贸易见长，但在改制以后，你一个很大的动作是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园区，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和你长期从事工业实业有关？

周国建：回顾嘉欣丝绸的发展，有三个关键的节点：一是10年前的改制；二是2001年确定“贸易为龙头，实业为基础”的方针；三是接手破产的“金三塔”。

10年前，丝绸进出口公司在全市是第一块牌子，而实业这块是亏损的，如果撇开实业，光做贸易的日子很好过。但我认为既然搞企业，必须以实业为支撑，所以2000年，我们在秀洲区征了800亩土地，上了嘉欣丝绸工业园项目，把所有改制后吸收进来的工厂搬到那里。

目前工业园的投入累计已超过2亿元。园区化管理后，不光为贸易提供了后台保证，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比如原来11家工厂有14个传达室，现在只有3个传达室；原来有11个食堂，现在4个食堂就解决问题。这几年实业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去年实业利润首次超过了贸易利润。如果没有实业这一块，嘉欣丝绸现有的行业地位、上市计划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主持人：说起“金三塔”这个品牌，很多嘉兴人都熟悉甚至很有感情，当初嘉欣丝绸用700万元买下，现在给你带来的效益是多少？

周国建：当时接收“金三塔”，我们是被动的，是勉强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市政府让我们接收“金三塔”，对嘉欣丝绸的发展包括行业地位的奠定都很有帮助，毕竟“金三塔”真丝针织的工艺水平是全国领先的。如果从经济效益来讲，当时的700万元，换来的是现在一年八九百万元的利润。现在我们的绸缎出口基本上用“金三塔”品牌。

主持人：我们知道，“金三塔”曾经在一段时间代表了流行和品位，但现在几乎已看不到当初遍布街头的“金三塔”专卖店，你是否想过恢复这个品牌的昔日辉煌？

周国建：对打品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尤其是服装品牌，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甚至和国家整体实力有关。“金三塔”破产就是因为打品牌这个环节没有做好，破产的时候账面上有近5000万元的库存服装，还有近5000万元的库存面料。现在考虑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等因素，如果不开发国内市场，对企业今后的顺利发展肯定有障碍，但要走这条路比较困难。在我们近期的发展规划中，准备开几十家连锁店。目前已经成立了品牌营销公司，专门做内销品牌，首先从礼品开始。

“我是个喜欢‘求太平’的人”

主持人：你曾经当过兵，复员后进入丝绸行业，28岁时就是一个300多人丝绸厂的厂长，现在是董事长。在这个过程中，哪一段经历对你形成现在的企业管理理念有特别的影响？

周国建：说实话，我这人走得基本还比较顺。如果说挫折，当兵的时候倒是遇到过一次，但它对我后续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

过去讲，“当兵的是两个口袋，当官的是四个口袋”。我19岁从洪溪农村出去当兵，当时想无论如何要混成“四个口袋”回来，所以部队规定三年可以探亲，我是四年半都没回家，但最后还是“两个口袋”回来了。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到部队半年就开始当文书，一年零三个月又顺利入了党。那时候老乡与老乡之间竞争也蛮激烈，就在我要提干的时候，有老乡写信到政治部反映一些问题，说连长对我有偏心。我知道这事后，再看到这老乡就有些骂骂咧咧，结果被认为经不起组织考验，提干的事也黄了。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所以我现在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企业，凡事强调一个“和”字，一切从“和”字出发。

主持人：所以现在你提的企业文化是“人为本、和为贵、情为先”，这似乎和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企业家应该锐意进取的精神有点相悖？

周国建：我这个“和”字是有触点的。当初我们改制很复杂，但我提了一个要求，“和平改变，秩序渐进”，改制不让一个工人下岗。年长的我们给工作，年轻的我们给出路，复杂的改制最后风平浪静完成，也为嘉欣丝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领导当时忍一忍，最终得益者还是自己。

主持人：你现在还是事事强调“和”字为先吗？这是不是和你长期跟丝绸打交道有关？

周国建：这可能也有点关系，你看丝绸这么顺滑。我始终认为人要开心一点，大家不要斤斤计较，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比较喜欢“求太平”。如果班子不和，企业不和，那最终受损的还是领导者。回过头去看，当初当兵时如果我也能以“和”字为先，也不会让我经历挫折，我那位老乡最后也不会提前退伍。当然，话说回来，我的人生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这种“求太平”的心理会不会最终影响企业的发展？一味讲“和”，会不会让企业管理走向无原则？

周国建：确实存在着“对谁讲‘和为贵’”的问题，这和人的文化素质有关系。对管理层、对企业引进的人才来说，一切以“和”字出发肯定是必要的，但工厂管理可能有点不一样。举个例，你们报社吃饭肯定是不用打铃的，但我当厂长时，如果吃饭不打铃，那么规定11点开饭的话，肯定有人10点30分就等在食堂了。至于家庭，那更是要求“和为贵”了。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你的家庭特别和睦，使你的事业发展受益匪浅，你才有此体会？

周国建：我有一个原则，对自己、对下属都是这样要求的：如果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发生冲突，首先要服从家庭。因为你在家庭中的角色，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无人可替代的，但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经理，能胜任这样的角色的人肯定不止你一个。家庭的好坏对企业的好坏、事业的好坏是有直接影响的。你不是说我看上去年轻吗，这就是我保持年轻乐观心态的秘诀。

专家点评

点评人：嘉兴市经济学会会长 嘉兴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虞锡君

当今禾商有三个基本群体。一是“草根禾商”，他们从乡间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凸显农民企业家的执著和坚毅；二是“国企禾商”，他们负重拼搏，活跃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各条战线上；三是“转型禾商”，他们从计划经济的营垒中冲杀出来，精彩转身，周国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事业轨迹有三个鲜明特点：其一，勇立潮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周国建敏锐地把握了国企改革的时代潮流，不留恋“县处级”的位子，毅然改制，把嘉欣丝绸公司带上了快速发展的全新轨道。其二，崇文厚德。他倡导以“和”字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提出了“人为本，和为贵，情为先”的企业管理理念，创建了丝绸文化博物馆，把文化融入丝绸，把丝绸织进文化。其三，工贸联动。他从贸易起家，但不满足于贸易，实施了“贸易为龙头，实业为基础”的经营战略，拉长了产业链，办起了工业园，提升了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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