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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绍钧:没有团队,我们根本搞不出原子弹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5年09月22日 15:18:17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和煦的阳光下,春风拂面,鲜花开得热闹。

4月9日下午,北京一个看似普通的居民小区,一位身穿衬衫军裤的老人站在楼下亲自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红光满面、健康爽朗,丝毫不见80多岁老人的龙钟老态。

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的思绪回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名师荟萃的北大、热血沸腾的联合所,还有陪伴他24年的茫茫戈壁。

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

钱绍钧人生最重要的年华是在戈壁滩度过的,他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也是在戈壁滩深处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的。

1966年2月,春节刚过,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找到钱绍钧,通知他调到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的决定。核试验基地,茫茫戈壁,四月风沙,八月雷雨,草木难生。另一边,张文裕很想让他到即将成立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

这是钱绍钧最重要的人生选择。那一年,他32岁。

高能所负责人张文裕,是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物理研究所中国组的组长。从苏联回国后,周恩来建议中国也成立个像联合所那样的高能物理国际研究所,张文裕很希望钱绍钧留下来。不巧的是,“四清”运动开始。钱绍钧不知道的是,有关人员此时已经跟张文裕提出,要把钱绍钧调到基地去,“张先生不太愿意,就磨洋工。”

1966年过完春节,领导找钱绍钧谈话。

3月,钱绍钧到了基地原子能研究所,他的任务是要完成一些放射化学分析的工作。他得从头学起。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钱绍钧还在苏联。但我国核试验依旧面临种种难题,特别是对低爆高试验的烟云样品,经过千百次化学分析和物理测量,总得不到互相符合的当量数据。

问题出在核爆炸期间的放射性核素的分凝。当时国内缺少分凝规律的经验。多少个日夜,钱绍钧带领分凝研究小组从理论上反复推算,实验中不断证明,他们甚至人工选出了11万放射性粒子,经过3次试验,连闯3关,试验成功一整套粒子分级法,提高了测试当量数据的准确度,满足了验证产品设计的要求,填补我国科学空白。也因此,钱绍钧和他的战友们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比较强的还是核测量方面,伽马分析和质谱分析等技术方面,其他方面不是我的长项。”钱绍钧说起自己的专业领域十分谦逊。

某种核素测定的方法,在当时国外资料中,仅应用于原子反应堆,没有应用于核试验。钱绍钧决心改进和完善这种核素的测定方法,他从复杂的核反应中摸索、推导出在外国文献中还未看到的测定公式。

老一代科学家说他是“拔尖的”;同辈科学家赞扬他是“确确实实不可多得的”;研究所新来的同志说他“知识全面,业务精通,拍板拍到点子上的好领导”。光从数字上看,他亲自写的完成核试验任务的技术总档案,有12份,20多万字;经他反复核算、推算、修改的科研题目档案,90多份,100多万字。

基地的岁月,不仅是艰苦的条件、超负荷的工作,有时还伴随着危险,他的双手曾被放射线严重灼伤过。

然而,钱绍钧在回忆这段工作经历时,根本没有“难熬”二字,哪怕是文革期间。当时,每天早晨都要学毛主席著作一小时,大家就在这一小时前读两小时英语;周末要劳动种地,他们也一丝不苟,种的蔬菜都吃不完。

“那时业余搞科研,晚上一片灯火。”任务得完成,不能马虎。“首先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哪个位置上。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把我们带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很自然地——人家说,‘要结合在一起’,我说根本就是在一起,分不开的。”当时基地每年到清华北大去招学生,找三四十个人谈话,最后只要了十来个人,剩下都哭鼻子:没选上我这是为什么?都想去。

“说穿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到这个位置上来,都是国家给的机遇。我到北大这样的学校学习,拿助学金,学俄语,到苏联去留学,这么好的老师培养了你,无非是国家认为你是可造之材,无非就是要你赶快成长,为国家承担责任。”他觉得自己当院士,当司令都是机遇,“没有这个任务、没有国家的需要,哪来的机遇?”钱绍钧一直觉得自己机遇好,这是首要的。去了基地,工作担子压着,程开甲先生又热别信任他,很放手,很多同事帮忙,“这种环境,你才有今天,并不是说你个人有多了不起。今天有人处于我同样的环境,也这么干,也会有同样的结果,这就是科学的规律。只有国家创造环境,才有你的今天。所以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应该想清楚。”

承认不懂是你的新起点

“我一辈子碰到了那么多好的老师,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这才造就了一个机会。”钱绍钧回忆成长经历时,谈得最多的就是老师们。

1938年秋,不到4岁的小绍钧随着家人,离开日军占领下的平湖,逃亡到上海,借住在舅舅家。由于家里人口太多,空间太挤,父母打发他和姐姐一块儿上学。

后来,家人搬到法租界,他也转学到位育小学,这是由陶行知弟子、上海著名中学教育家李楚材创办的。在这里,他从五年级一直念到高一。

这位校长主张兼蓄并融,学校有各种背景的好老师。老师不限于课堂教育,带学生们出去参观、认识各种植物;每个春假都安排学生到杭州、苏州等地游玩。同时,学校基础教育十分严格,要求学生念古文,对外语要求也很高,“这对后来是有影响的。”当时,小绍钧学习没困难,不算用功,调皮捣蛋都有份。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和他坐一条板凳、做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的田长霖坐他后面,“我们都很调皮。我一直反对写传记说从小就聪明,很小就努力学习,至少我不是。”

1951年,17岁的钱绍钧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很喜欢物理,解放后,他转到上海中学,毕业时,他征求物理老师的意见,老师说你要学物理就去清华吧,几个读清华的学长的描述,也让钱绍钧下定决心。

一进清华,钱绍钧就被下马威。老师说,你们中学物理概念是简化概念,做做题还行,物理概念要重新界定。一次考试全是概念题,只有两三个人及格。“此后,大家都很用功,原来你根本就没有’老本’。启发很重要,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钱绍钧也变得用功,“大家水平都很高,想偷懒都不行。”但对科学的兴趣也开始有了。

1952年院系调整,钱绍钧所在的物理系并入北大。在北大钱绍钧度过了剩下的大学时光,遇到不少影响他甚深的名师。当时,钱绍钧学的是半导体专门化,受教于黄昆、洪朝生等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

对钱绍钧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核磁先驱虞福春。当时,他是钱绍钧的班主任。

“他特别喜欢教书,也特别认真。”二年级时,钱绍钧眼睛近视,做光学实验老是马马虎虎,“有部分原因是眼睛不好,但确实(觉得)实验好不好无所谓。”助教就向虞福春报告,“虞先生立刻找我谈话,他说,物理学不完全是理论,首先是试验,没有实验基础物理就不能发展,所以不重视实验是很大的错误 。这一点给我影响很大。”钱绍钧知道自己不太适合理论研究,做实验更好。此后,他认真对待实验。多年后,钱绍钧在基地试验场甚至为了样品“不要命”。他觉得虞福春这位老师确实不一样。

1955年,钱绍钧转入北大刚成立的技术物理系,即原子核物理。当时有四位主要教授,虞福春、朱光亚、胡济民、卢鹤绂,都很了不起,“实际上,这意味着我进入核科学的领域。”1956年,钱绍钧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核科学第一届毕业生。“第一批机遇当然好,国家重用你,任务压着你。”

毕业时,卢鹤绂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们去修行吧。“钱三强在参加毕业典礼时说,‘你们出来后会发现,有很多学科带头人并不太强,你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能成长得快。’”

几年后,在联合所的几年,钱绍钧感受到大科学时代的工作方式。高能物理,尤其做实验,张文裕带着十七八个人,一起做,有的值班,有的处理数据,少了谁都不行。大科学时代,各个国家实验室都相互合作。“在基地原子能研究所,一开始我们就是团队。没有团队,我们根本搞不出原子弹,就是靠集体的力量。”

“我是属于想得明白的人。现在提倡做个明白人,第一便是自知之明,知道你有多少能耐。”钱绍钧说院士是专家,在某一方面有点专长,但在其他很多方面是不懂的。不懂没什么了不起,但任务到头,你必须想办法懂,去学习,学到老。“科学发展太快,不说其他领域,你自己的领域,也会有好多东西不懂,承认不懂是你新的起点,我到八十几岁还能发挥点余热。你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余热就没了。”

1990年代(哪一年?),钱绍钧调回北京,带研究生,现在,毕业的已有七八个。“我没那么多精力,一次带一个,保持对科学的了解。”每次带研究生,他都会跟他们说:我们两人互相帮助,你需要做个完整的研究,从开题到最后理论分析成文。我经验比较多,可以帮助你。但课题肯定有我不熟悉,不了解的,你看的文献也得给我看,我可能看得比你更多,才能帮助你,“如果他的课题做得越前沿,对我越有挑战性,我收获也更大。所以这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费的

“1956年大学毕业到1966年调到基地,九年半,我做了一系列工作,换了一系列岗位,实际上是为我在基地工作打基础。从31岁到基地至49岁离开研究所,十七八年,我再没动过方向。”

北大毕业后,钱绍钧留校三年,给乌克兰专家当翻译,这位专家做直线加速器研究,同时协助虞福春的教学。每个礼拜的讨论会、辐射防护课程,钱绍钧都担任翻译。他回国之前,邀请钱绍钧到他所在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钱绍钧所有的材料都已报送至北京市委组织部。

但命运却没有垂青他,中苏关系恶化,北京市扣下了要去苏联的这批人,安排他们到北京市科委帮忙。接下来的两年,钱绍钧一直从事科学管理工作。“开始,我并不大愿意干。”但那时,个人是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我有个认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费的,你不要埋怨,把工作做到最好,都是锻炼的机会。”他努力工作,但每天晚上看专业书。“领导都知道:小钱还是想搞技术,我跟他说:你交代的工作保证做好,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专业。”

那时,北京的高校都归北京市科委管,钱绍钧联系六个高校,还有几个直属研究所。“这几年的锻炼很大。”直到现在,钱绍钧依然不知道,当年组织为何让他去做基地司令员。“在北京市科委三年的管理经验是有帮助的,如果当时我混过去了,后面就难。任何机会都要抓住,你闹情绪,工作没干好,国家受损失,你自己也没提高。抓紧机会,既干好工作,又锻炼自己,这些能力什么时候都有用。”

1962年,钱绍钧被送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中国组组长的张文裕将他留在身边做助手,协助高能物理研究。钱绍钧学的是核物理,毕业后做翻译,现在做高能物理,只能从头学。“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好的,对我来说这是个机会。周光召曾说过,’专业对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某种意义上,不对口更好。’我的经验也如此,科学发展那么快,学科交叉到这种程度,完全对口是没有的,某种意义上不对口可能更有机会。”当时钱绍钧还不理解,但让他干他努力就是了。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晚上加班补基础知识,“那其实是拼了命的。”困得不行,他就喝咖啡提神,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年轻人不要怕调动工作。每一次改变肯定有损失,但经过努力可以弥补这个损失,甚至还有更多收获。现在科学不断交叉,这个交叉点就是科学的生长点。所以多学点别的知识,保持广泛的兴趣。”钱绍钧在联合所时,每周每个研究室都有学术讨论会,他有空就去听别的专业在讨论什么。“多听听你就知道,学科前沿在哪。”这让钱绍钧受益匪浅,当时,研究所正在合成103号元素,元素怎么产生?怎么测量?怎么从几百个原子中确定新元素是否产生?这个测量方法对他后来做核测试启发很大。”


来源:嘉兴在线    作者:陈苏    编辑: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