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褚辅成和沈钧儒等同游南湖并合影留念，前排坐者左为沈钧儒，右为褚辅成。　　

1926年孙传芳刊载于申报的启事。

1927年，沈钧儒所写的《楼居七日记》记录了被捕情况。

2006年5月28日，韩国国父金九之子金信跪拜在褚辅成墓前，代父了却了心愿。范笑我 摄(资料照片)

2月15日江南周末刊载了《褚辅成，有多少传奇往事湮没？》一文后，接到不少读者反馈，有读者提出褚辅成和沈钧儒这两位同时代的乡贤，堪称嘉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对政坛双子星座，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他们。《江南周末》记者随后展开采访，发现，究其一生，褚辅成和沈钧儒都致力于宪政、民主、救国、办学，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两人为了心中的理想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结下深情厚谊，正如沈钧儒在和褚辅成的诗中所描述的：卅年共命倍依依。

明天是褚辅成逝世60周年忌日，今年也是沈钧儒纪念馆开馆10周年。我们沿着两位前辈走过的路，追踪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探寻他们身上永不消逝的理想、激情和精神。

同起点 共革命

1873年5月27日，褚辅成出生在嘉兴南门梅湾盐井弄，只比1875年1月2日出生在苏州的沈钧儒早了一年半。

两人同是秀水县人，都中过秀才，青年时都东渡日本留学，学的都是法律。他们的履历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而他们未来的选择也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一切的开始都因为两个字——“救国”。

1904年，褚辅成为了寻求救国之路，成了东京警察学校的一名学生，后转入法政大学。次年10月，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到同一座城市，进入日本私立法政大学。

1905年农历七月，褚辅成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褚辅成受命回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之后，褚辅成在国内积极参加、组织革命活动，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鉴湖女侠秋瑾和褚辅成往来频繁，曾数次到嘉兴，并住在褚辅成家。

此时的沈钧儒更多的是致力于国内立宪运动，多次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希望能够通过维新达到民族富强。同时，沈钧儒也倾向革命，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在回忆中他说自己“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最密”。

1909年，浙江谘议局成立，沈钧儒当选为副议长，褚辅成为议员，两人同时当选为资政院议员，经常联署提案。从此，两人开始了相互扶持、同甘共苦的革命生涯。

1910年，沈钧儒以浙江谘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就在此期间，他最终看清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沈钧儒回到浙江后，继续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从事革命活动。此时的褚辅成是浙江革命的主要组织者。褚辅成负责政治组织工作，沈钧儒则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是褚辅成的亲密战友。

杭州光复后，11月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为政事部长，沈钧儒受命担任临时警察局长，维持光复初期的社会秩序，是褚辅成的得力助手。当时，旗营协领贵林伺机叛变，贵林先是假装缴械投诚，却又私自藏匿了部分武器，后来经人密告，褚辅成和陶成章得知此事。之后的抓获和处决有两种版本。据《安乐老人随笔》记载，当时，褚辅成诓骗贵林前来，当面质问他为何私自藏匿枪械，贵林无话可说，想做最后的抵抗，褚辅成当即下令，将贵林就地处决；而根据《辛亥革命杂忆》记载，当时是浙军司令部派兵去旗营，将贵林父子当场抓获，沈钧儒参与了贵林父子的会审，当即判处对方死刑，就地枪决。虽然版本不同，但可看出两人态度十分一致。

1912年，沈钧儒被委任为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同年5月，加入同盟会，而介绍人之一正是褚辅成。

推宪政 倡民主

或许因为学习的都是法律，两人都是民主宪政的忠实拥护者，在两人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推动宪政，倡导民主。

1912年年底，各省开始进行国会选举，褚辅成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沈钧儒则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褚辅成和沈钧儒闻讯后义愤填膺。两人本与宋教仁政见一致，主张责任内阁，准备在宋教仁组阁时入阁，如今宋教仁遇刺，他们也陷入困境。但这并未能阻止他们对于民主宪政的努力。在弹劾袁世凯和反对善后大借款等活动中，沈钧儒协助褚辅成开展了不少活动。之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褚辅成被捕关在安庆。沈钧儒则辞去职位，寄居朋友家中，与反袁的各方爱国人士密切联系，继续从事倒袁活动，同时，他不遗余力设法营救褚辅成。1915年6月，沈钧儒专门去蚌埠将军府见倪嗣冲，但倪嗣冲推说有病闭门不见，并告知褚辅成的事情要请示北京，沈钧儒又辗转前往北京，经多方努力，但营救最终以失败告终。一直到袁世凯死后，褚辅成才被释放出狱。

军阀混战，民主和宪政被当权者肆意践踏，为了维护民主和宪政，褚辅成和沈钧儒一直都是携手前进的亲密战友，护法运动、成立全浙公会，反对曹锟贿选，两人一直紧密合作，不遗余力。

1921年，两人在家乡的这片热土上为了捍卫民主而共进退。浙江省进行省选之时，嘉兴选举违法，沈钧儒和褚辅成在选民大会上揭露嘉兴县知事兼省选监督汪莹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迫使重新选举。重选开票当日，两人在现场监督，因为对4个投票区的选举状况有异议，褚辅成等依据选举法逐条质问。没想到汪莹恼羞成怒，授意警备队殴打选民和监察员，褚辅成、计宗型等人被殴打致伤，沈钧儒也被巡警持枪监视4个小时，这一事件震动一时。

同甘苦 共患难

两人在致力于民主宪政的过程中，曾有过多次的患难与共。最惊险的或许就是因为反对孙传芳而携手逃亡，同甘共苦。

事情还要从孙中山先生逝世说起。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1925年3月22日，非常国会议员在中央公园公祭孙中山，在公祭中，褚辅成、沈钧儒等一百余人讨论联省自治运动的方法，“五省废督运动”自此展开。其实，在此之前，两人为自治做过多方努力。他们为反对军阀，曾在“齐卢之战”中，在宁波宣告独立，宣布浙江自治，不久以失败告终，但努力并未因此结束。

1926年11月，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褚辅成和沈钧儒、黄炎培等出席大会，并发表通电，以实现三省联合自治为口号，公开反对孙传芳，配合北伐军。沈钧儒事后曾回忆“我们在苏浙皖三省从事反对孙传芳的活动”。12月23日，褚辅成、沈钧儒、蔡元培等人遭孙传芳下令通缉，孙传芳还电令淞沪戒严总司令和警察厅长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及全浙公会、新苏公会、全皖公会四个团体。12月26日孙传芳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威胁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组织，“军阀所在，决不宽贷”。1927年1月8日沈钧儒和褚辅成转移至宁波，但不久即得知孙传芳已到上虞，正在向宁波推进，便又辗转至定海，住在聚盛旅馆。风声越来越紧，他们不得不转往沈家门、普陀等地，连日来辗转迁移，每天换一个地方，甚至避进山中寺庙。之后，两人又经台州、温州、丽水……最后抵达金华，到达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司令部。

之后，随着北伐军攻克杭州，两人回到杭州，惊险之旅方告结束，可生死考验并未结束。

北伐军在杭州建立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张静江任主任委员，在他未到任前，褚辅成为代理主任委员，沈钧儒为秘书长，两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合作密切，关系融洽。“褚及我是时遭张静江派所忌”。也因此，两人遭牢狱之灾，又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劫。

1927年4月10日，杭州公安局长章烈在沪领取蒋介石“清党”密令，11日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14日被逮捕，后遭杀害。14日那天午饭前，沈钧儒看到报纸新闻说，“褚、沈二委员已逃匿不知去向。”沈钧儒嘱以秘书处的名义去信更正。中午时分，沈钧儒和褚辅成便被公安局长“邀请”至“留守营部”，以“保护”为名，拘押于营部楼上，房外是持枪的守卫。两人被拘押之后，办公室也遭到严密搜查，来往信件和密码本都被索去。从14日被拘押到22日早晨获释，时间虽短，但其实极为凶险。沈钧儒昔日学生马文车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偶然见到蒋暗中下令逮捕并枪决二人的公文，便私自扣压，同时多方营救。而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也得知章烈将按指示杀害二人，专程到南京力说，除此，还有蔡元培等人也多方营救。二人方才平安获释。沈钧儒后来曾写下《楼居七日记》记录当日被捕情况。

图救国 促团结

1927年对沈钧儒和褚辅成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或者可称之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被释放以后，两人渐渐脱离政界。

1926年，两人曾参与创办了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的前身)。1927年两人获释后，便致力于教育，坚持民主办校。副校长潘大道被暗杀后，褚辅成被推选为校长，沈钧儒担任教务长。同时，都恢复了在全浙公会的活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国难当头，爱国志士纷纷寻求救国图存的良策。褚辅成和沈钧儒就是坚定的抗日爱国人士。无论是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还是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褚辅成和沈钧儒均为发起人之一。

国家在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的身份，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为抗日奔波，并掩护韩国抗日人士金九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嘉兴避难，长达4年。1936年，沈钧儒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他逐渐看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他曾经对徐雪寒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褚辅成和沈钧儒在各自的道路上为着救国图存的共同目标努力不懈。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在上海被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狱中，沈钧儒等人不屈不挠地斗争；狱外，各界爱国人士展开营救，褚辅成也是其中之一。在沈钧儒被拘押期间，多次在家信中提到慧僧（褚辅成）二字。1936年底，在被捕不久的一封家信中，沈钧儒说：“张镕西及褚慧僧老伯必甚念我。”嘱咐家人代为问好，并告知近况。1937年，沈钧儒又在给儿子沈谦的信中嘱咐：“汝千万访徐采臣及褚慧僧、钱新之三先生，又陶星如先生，要问得详细，记得清楚。”几天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又提到：“最近，褚慧僧老伯有一信被扣，想是写了时事或我们的消息，须告褚老伯。”同年4月23日，在给沈谦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慧僧先生将为我等事访蒋（介石），非常可感。惟我等有重要消息须于褚先生未见蒋以前详细告知，以为讲话准备，并可增加效力。故邹、章、王、李诸先生均要我函请褚先生来苏。”褚辅成便于5月4日到苏州和狱中的沈钧儒等人晤谈。沈钧儒在狱中时给大儿子的信中还曾询问：“小菊弟(沈钧儒第三个儿子——编注)学费，我要想函请慧僧先生每月由校代汇……”

在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和全国抗日呼声中，沈钧儒等人终于在被捕8个多月以后获释。

之后10年，即1938年到1948年，也是褚辅成人生的最后10年，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国民参政会。褚辅成受沈钧儒的邀请于1938年秋入川，此时，沈钧儒也已抵达重庆，两人终于在国民参政会再次相见。两人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共同反汪，共同呼吁民主宪政。

1939年，沈钧儒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改组为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褚辅成在抗日战争后期，与许德珩、潘菽、税西恒等重庆文教、科技界人士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即为九三学社的前身。

在此期间，沈钧儒和中国共产党在感情上愈益密切，很多工作常与“共产党朋友”商量，他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国民党公布的第三届国民参政员名单，沈钧儒已被排除在外。

褚辅成在70岁那年(1942年)曾经作诗一首：“检讨前愆贡献微，难论今昨是和非。犁牛有子何庸舐，劳燕修身不倦飞。半世功名议会误，五年抗战异乡依。人生七十寻常事，欲向亲朋夸古稀。”沈钧儒和诗一首，《和慧僧先生写怀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甘一日南温泉晓枕作）：“口舌论功事已微，昔人进德重知非。心随山市鸡声动，梦逐乡关雁影飞。一老匡时殊谔谔，卅年共命倍依依。酒诗情兴俱衰减，愧向尊前道古稀。”两人的情谊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之后，为促进国共合作，实现和平，褚辅成和沈钧儒均做了不懈的努力。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又在复电中邀请他们赴延安，“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时启程，乞先电示。扫塌以待，不尽欲言。”褚辅成以73岁高龄，赴延安参加延安会谈，促成《延安会谈纪要》。黄炎培曾在《延安去》一诗中回忆当日情形：“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而沈钧儒则不止一次邀请国共双方代表会谈，为国共合作奔波往返。

1946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布停战期延长8天至6月30日中午。6月23日，褚辅成和沈钧儒乘西湖号车自上海抵嘉兴。这是抗战胜利后褚辅成首次回故里。

6月24日，褚辅成和沈钧儒在参观南门东南镇小学(后来的西南湖小学，褚辅成创办)后，同游南湖，至烟雨楼出席县商会聚餐后摄影留念。

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抱憾离世。5月16日，灵柩回归故里，安葬于嘉兴南门外祖坟侧(现嘉兴市档案馆后面)。

沈钧儒借助民盟的平台，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继续战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沿阵地。

1949年，沈钧儒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并最终迎来了新政协和新中国的成立。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沈钧儒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历史之河静静地流淌，越过蜿蜒的历史，顺着流水的走向，他们已经渐渐走远，身后留下串串足迹，只待后人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