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生产队参与变革的五位干部，右一为章阿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广大农村，集体化生产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改革的潮流已在各处悄然涌动。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一石击起千层浪，这一事件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

殊不知，三十多年前，在海盐，也有这么一群大胆的拓荒者，他们尝试着打破长期固守的集体经济模式，他们酝酿了一场“分田到户”的悄然变革。对照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历史时刻表，你会发现，他们是先行者。

一个大胆的想法，萌生了一场变革的冲动

章阿明，那场变革的主要发起者，现在的身份是浙江嘉兴齐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三十多年前，他是海盐县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的队长。

村里人都叫他“阿明”。阿明的企业就在村子里，现在这里已经划归沈荡镇新丰村了。听了记者的来意，阿明显得很高兴，他连忙打电话把当年生产队的几个队干部都叫拢了来。包括阿明在内，当年生产队一共七个干部，那天来了巢惠明、章国中、章长福和章祖连，另两个出远门了。

可以说是阿明的个人经历为那场变革埋下了伏笔。阿明生于1955年10月1日，他很自豪能与共和国同庆，也在心里加重一份报国之情。他说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所以他刻苦读书，成为那个年代农村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两次错失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阿明于1973年回乡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兼任民办教师。

1975年下半年，生产队选队长，虽然阿明只有20岁，但120张选票中的105张都是投给他的，大家认为阿明有文化，给了他充分的信任。

上世纪80年代队里率先翻盖了新屋

海盐县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在海盐的最北面，与嘉兴凤桥镇接壤，因为路不通，从公社到生产队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所以这里就成了海盐辖区的最偏远地带。

“全队42户人家，三百来口人，270多亩水田、100多亩旱地。主要种植水稻，兼营蚕桑。因为土地贫瘠、产量低，工分值也很低。一天下来也就五六毛钱，一年到头，我们种粮卖粮的，有的还要靠吃返销粮过活。”阿明说，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浓，很少有人会进行客观思考，“我学过唯物论，学过辩证法，我就看不懂，当时全生产队只有两户人家在年终分到过120元钱，其余人家都成了‘透支户’。也就是说，干了1年，大多数农户到年终除了分到口粮，还倒欠了生产队一笔钱。全队200多劳力，守着300多亩地，按人头摊下来，每人还不到两亩。那时，乡镇企业已经有一些了，在厂里上班的人收入就不错，能不能腾出多余的劳动力去干点别的事呢？”阿明萌生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

那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章阿明和巢惠明在田里施肥，他俩是初中同学，累了，两人就在田头的大树底下歇息。巢惠明是木匠，平日里除了忙农活，空下的时间给人家打点家具什么的，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有两三块的进账，相比其他人家他家算过得很宽裕。两人闲聊，阿明就问他，怎样才能让生产队的其他人家也能过得跟他家似的？巢惠明说，完全可以呀，不过首先得想办法把大家从大田里解放出来。阿明一想：“这恐怕不行。” “不行，那还有一种办法你敢做吗？给大家多分点自留地，让大家能种点经济作物赚点钱。”阿明没响，他这一夜没睡，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上工，他就通知队干部们晚上开个碰头会。

这会开得可真叫热烈。“扩大自留地！”那可是要犯政治性错误的，搞不好几个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大家的声音逐渐统一。

摸着石头过河，变革的脚步一点点迈开

就在1976年的那个秋季，那场变革拉开了第一幕。

队里将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竹园、树木的遮阴地、鸡口地等零星杂地按人口分到户，除此之外，队里又将以前每人两分的自留地，增加到每人四分。整个生产队的自留地面积一下子增加了十倍。社员们在自留地里种植瓜果、蔬菜，上市出售。当年口袋里就有了不少的现钱。

也幸亏占了地处偏远，信息不灵的“地利”，发生在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的这场悄然变革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社员们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找到阿明，要求再多分点地。阿明的心思动到了大田上，“自留地分得，那么大田为何分不得呢？”

如今队里大多住上了乡间别墅。

迈出了第一步，就敢走第二步。但当时农村盛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章阿明想要分田到户，那可是一步“险棋”。是继续干集体化生产，还是分田包干？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自留地的收益，更坚定了阿明的想法，“再险也值得试试。”

这次队干部的碰头会开得很“干脆”，变革继续向前迈出一大步，将春花作物由组分到户。

1978年晚稻收割后，42户社员被分成4个组，全生产队用作春花作物的水田分给这4个组，再由组分到户。再一次增加了可以自己支配的土地面积，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一年，生产队的春花获得了大丰收，油菜籽平均亩产接近200公斤，比集体化生产时翻了一番。

章长福是当年生产队的副队长，他说，“他们一个生产队的菜籽合拢来才能装满一条船，我们一户人家就是一船。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加一起的产量还不如我们一个生产队的。”

分田到户，耕种一茬就获得了如此的高效益，章阿明他们喜上心头。他感到分田到户是农业增收的必由之路。

“干脆把水田也分了，实行包产到户。”这一次几个队干部一致通过，整个生产队四十多户人家全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如何分，怎样确定标准？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做得很辛苦，但到1978年底，整个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还是全部完成了。

分田到户后，种田的权、责、利联在了一起，激发了社员生产的劲头。农业产量直线上升。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分田到户后，社员们摆脱了“大呼隆”生产的束缚，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社员们干完承包田里的活后，有的外出搞运输，有的制砖坯、瓦坯，有的从事小商小贩。社员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渐渐富了起来。

事实让他们坚信，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他们实施分田到户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此之前，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也是在这年的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

阿明回忆起往事，若有所思，沧桑的目光似乎穿越了时空。

尽管章阿明他们的变革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而且社员们还约法“保守秘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1980年，章阿明他们搞分田到户的事渐渐地传开了，有的人惊喜、有的人惊叹，更多的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说，他们这是在走回头路，是倒退，是给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抹黑”。

这年年底，上面要派调查组进驻生产队。

阿明召集几个队干部在章国中的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有人说他们这是在开“黑会”。一连两个晚上，开到深更半夜，章国中还记得两包利群烟都给抽完了，“2毛多一包呢，两包就是我一天出工的钱。”他开玩笑说。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实行分田到户，农业实现了丰产，社员实现了增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条路是对的。

面对调查组，又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上面来人说了，“你们这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又回到解放前。” 章祖连就是不服气，“我们的产量是其他生产队的好几倍，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效益，怎么就叫不对呢，明明大好事却挡着不让做，实在令人想不通。”

上面人还说了，“如果别的生产队也跟着学，那你们的错误可就犯大了。”

章祖连就跟大队干部顶上了，“我们干得好别人才会跟着学，坏榜样会有人跟着学吗？”搞得大队干部哑然。

章阿明拿出了由全队社员签名、按手印要求继续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协议书，“这是社员们的一致意见，如果我们走的是错路，大家会赞成吗？”

看得见的事实胜于雄辩，对于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的那场调查最终流于形式。对于章阿明他们的变革，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提倡，也没再提出强制性的意见。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82年。这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让章阿明他们欣喜若狂，“我们走对了，我们走在了前面！”

大力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齐家公社向阳大队第八生产队成为学习的样板。公社党委又派出了工作组进驻第八生产队，但这次不同了，是来认真总结他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的，要在全公社进行宣传、推广。一时间，章阿明他们成了名人，赞扬声也随之迭起，有的赞他们“有先见之明”，有人称阿明是“改革者”……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阿明离开生产队，投身商海，这一回他变身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第八生产队的发展令人眼红，“到1983年时，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几乎家家都盖起了新房。如今，已是第三次翻盖新房，住上了乡间小别墅。”章国中说。

几个队干部再聚首，忆起当年的那场变革，每个人都记忆犹新。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们的身后留下了拓荒者清晰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