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上海赴杭州，褚辅成等获悉后，即邀请他在途经嘉兴时演讲。孙中山应邀来嘉兴春波桥兰溪会馆发表演讲。然后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在嘉兴南湖与欢迎者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三人为褚辅成）。

60年前，一位嘉兴乡贤陨落，归于故里。他的足迹曾经踏遍大江南北，而脚步的起点和终点都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家乡这片热土承载着这位乡贤数十载的爱国热忱。

南门外，梅湾街，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开始革命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人生的道道痕迹。

褚辅成作为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浙江籍元勋，他几乎参与了民国时期各大政治活动，有时甚至扮演了主要角色。历史匆匆忙忙，走过一个甲子，这其中有多少传奇与往事不为我们所知？

本期《江南周末》首次独家披露褚辅成诸多传奇往事。

A. 不做大官但做大事

在褚辅成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人生中，中国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许多重大事件中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褚辅成有句名言：“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其政治生涯中，他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过关系，与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也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追随中山先生，参与革命

1904年，褚辅成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结识。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比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两位浙江老乡蔡元培和张静江都早。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

回到家乡的褚辅成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并以此作为革命同志的聚集地。1906年，褚辅成又在梅湾街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又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作为同盟会在浙江的支部长，褚辅成在杭州光复中参与了决策。武昌起义之后，褚辅成和沪浙两地革命志士多次开会讨论，共同组织、谋划武装起义。在商定起义日期与临时司令部的组建事宜会议上，褚辅成提出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被采纳。褚辅成还负责建设机关部、光复后政府机构设置及人选等政治组织工作。

1911年农历九月十三，上海光复。消息传来之后，革命志士立即决定光复杭州，革命起义的枪声呼啸杭城。农历九月十五即11月5日，大街小巷白旗招展，城市易帜。11月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为政事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教育、实业和外交。

1913年，袁世凯窃取大权，阴谋复辟帝制。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褚辅成先是在众议院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案，后又带头弹劾袁世凯，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不久，褚辅成在安徽蚌埠遭袁世凯心腹拘押，被关在安庆，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之后，褚辅成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

两度主政浙江，颇有政绩

翻开褚辅成长达数十载的从政经历，你会发现，他曾经两次主政浙江。

1911年杭州光复后，11月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为政事部长——相当于浙江省长——这是褚辅成第一次主政浙江。在这次主政浙江的过程中，褚辅成显示了他惊人的政务才华。他主持制定了《省议会法》和《选举法》，1912年成立了浙江省临时议会，之后经议会通过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这部《临时约法》可说是褚辅成在辛亥革命中留下的最重要的一笔，以法律形式向社会宣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利。这在浙江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从法制建设、依法治省、依法治国的角度看，褚辅成在当时浙江革命人中是最具现代意识的。

更鲜为人知的是，现代杭州的西湖时代也是在褚辅成第一次主政浙江时期拉开的序幕。杭州光复以后，清旗营归顺，省军政府决定拆除旗营城墙，并在旧址开筑马路，兴建湖滨6个公园，沿岸在两个公园之间开辟码头，并在区内建筑四条纵横主干道。原来的旗营开辟为新市场，渐成市肆，带来了湖滨的繁华。

这次拆除旗营，不仅是为了杭州的景观和方便百姓游湖，褚辅成还有一个用意。据与褚辅成曾经共事过的骆正葵回忆，褚辅成曾经告诉他，此举借机“拦垮”了日本人在杭州的拱宸桥租界。原来，当时日本人在拱宸桥一带设置租界，里面妓院、赌场、茶楼、酒肆、烟馆遍布，拱宸桥一片“繁华”。在拆除旗营时，褚辅成把旗营的地皮廉价招商承租、建设市房。不到一年，这里变成了新市场，加之西湖风景的优势，拱宸桥的市场重心就转移到了新市场。此后，拱宸桥一带便没落了，日本人的阴谋也破灭了。

褚辅成第二次主政浙江是在1927年。北伐军攻克杭州之后，当时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任委员。实际上，张静江并未到职，褚辅成是代理主任委员，这是他第二次主政浙江。当时，褚辅成和沈钧儒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合作密切，关系融洽。未料竟因此，我们的这两位乡贤再遭牢狱之灾。

1927年7月15日《浙江月报》曾经刊载了沈钧儒4月23日写的《楼居七日记》，记载了他和褚辅成被检举是共产党而被捕的经历。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并开始“清党”。褚辅成与沈钧儒被下属检举为“左派”、“共产党”而被捕，要执行枪决。蔡元培、王廷扬、庄崧甫等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两人，两人被带往南京，一周后才获释。但之后，两人即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发起国难救济会，抗日救亡

在嘉兴公墓的褚辅成墓有一石碑，这碑是褚辅成墓上旧物，墓志铭乃是当日褚辅成亲手写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1931年11月，黄炎培给褚辅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即将组织国难救济会，希望各省联合，以厚势力；并希望浙江褚辅成、沈钧儒能够登高一呼。同一天，褚辅成又收到马良的电报，痛陈国难日逐，危难在即，预谋救国必须从团结入手，希望褚辅成能够登高一呼，并告诉褚辅成江苏已经成立国难救济会，希望浙江也成立。同年12月，褚辅成和张耀曾、章太炎等来自全国16省的500多名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组织理事会，褚辅成是60位理事之一。

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呼吁国民党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政治权利，还政于民。之后褚辅成和王造时、熊希龄等七人还被推为国难会议议员代表前往南京，再次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实行抗日的要求。同年12月，全浙公会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发起本省在野魁老共同组织浙江国难救济会，并发表宣言。而褚辅成当时是全浙公会主席。

褚辅成力主抗日，1936年他曾经亲手写下墓志铭《鸳湖营塘记》：“备下最后牺牲之日，去赴汤蹈火……”以表抗日决心。

十载国民参政员，团结抗日

褚辅成从政四十年，担任国民参政员历经十年。这十年不仅跨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国民参政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38年成立，1948年结束，十年间共召开了四届十三次会议，褚辅成连续高票当选参政员，连续9次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其间，褚辅成一直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和民主。

除此之外，作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的他在四川万县创立了上海法学院分院并任院长。1944年5月4日，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呼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并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又与许德珩同被选为理事。

晚年褚辅成

但谈及这位乡贤在这十年间的活动，不能不提延安会谈。1945年，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拒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参政会。褚辅成和许多参政员十分焦虑。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邀请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由王若飞陪同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余人到机场迎接。

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一到延安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一诗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延安五天，六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延安会谈纪要》。７月５日，六位参政员回到重庆，褚辅成立刻将延安之行向蒋介石当面叙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9月间，褚辅成等访问延安的六位参政员在重庆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人。

B.交往名流超过千人

褚辅成漂泊政坛数十载，在那个风雨飘零的时代，褚辅成和许多历史名人都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孙中山、陶成章、陈独秀……据王天松介绍，这个名单长达一千多名。

褚辅成与秋瑾

鉴湖女侠秋瑾的革命义举为世人所熟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秋瑾曾经多次到嘉兴与褚辅成联络。已经为史学家证实的是，秋瑾来嘉兴会见褚辅成总共有两次：一次是1905年，秋瑾曾去湖州教书，借此联络各地革命志士，而这份教书的差事便是褚辅成介绍的。当时，还是褚辅成用船将秋瑾送到南浔的。之后三四个月，秋瑾到上海办报。1906年，她从上海回绍兴，途经嘉兴，曾到南湖学堂与褚辅成会面商谈。

另一次是1907年，秋瑾接替徐锡麟成为大通学堂督办。在皖浙起义前夕，秋瑾又来过一次嘉兴，与褚辅成商讨起义事宜。目前只知道大致在当年5月前，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在陶成章所写《秋瑾传》中也提起，1907年秋瑾多次往返嘉兴与杭州，活动于军、学两界。

褚辅成与沈钧儒

两人同为嘉兴同乡，人生轨迹也有多处重叠。1912年5月，沈钧儒加入同盟会，褚辅成便是介绍人之一。两人曾经共同参与过很多历史大事件，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同甘共苦。

据南湖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嘉兴市委员会副主委王天松透露，在“七君子”事件中，沈钧儒被捕后曾有过短短几小时的被保释的过程，而这段时间，他就是呆在褚辅成在上海的寓所里。当时，沈钧儒被捕后，沈的大儿子随即找到张耀曾，张赶到公安局保释沈。24日，沈钧儒被保释出狱，随即被送往褚辅成在上海的寓所。下午6点，当局声明此七人不得保释，又把沈钧儒抓了回去，这在张耀曾《求不斋日记》中有所记载。之后，褚辅成一直积极联络各界人士保释沈钧儒，始终没有成功。

褚辅成与金九

60年后的今天，褚辅成为乡邻所熟知的大多是他掩护邻国国父金九于危难之际的往事。王天松十多年来收集整理褚辅成的资料，提起褚辅成，他说：“褚辅成先生掩护金九在嘉兴避难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革命生涯的一个插曲，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褚辅成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接触，可能最早始于他任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时。那时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经三次派代表去广州见孙中山，褚辅成作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可能和韩国代表早有交情，特别是临时政府常驻广州的驻粤代表朴赞翊。据《南坡朴赞翊传记》中记述，褚辅成与其是北伐中的好友。

1946年，褚辅成与沈钧儒在嘉兴合影。

王天松认为，加之褚辅成当时的威望很高，也因此在1932年虹口事件以后，经朴赞翊安排，金九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褚辅成掩护，在褚的老家嘉兴藏匿才成为可能。“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金九先生自传《白凡逸志》中所提及的这位褚夫人就是褚辅成先生的儿媳朱佳蕊女士。当年，正是她带着金九前往她海盐娘家避难。

C.民生为大，以惠养民

褚辅成一生做了许多大事：创办上海法学院、创立禾丰造纸厂(即民丰造纸厂)……但对他来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大事，那就是民生。“以惠养民”就写在他的遗嘱中。

1934年，全国大旱。浙江旱情十分严重，当时嘉兴所有的小河道都干了，南湖的水也只有手掌那么厚。嘉兴平湖、海宁、海盐受灾最严重。褚辅成当时正是全浙公会主席，民生话题贯穿他这一年的许多活动中。对于这场大旱灾，褚辅成一方面为民请愿，请求政府减轻赋税、革除苛捐；一方面为乡邻出谋划策，多方奔走，募捐赈灾。为民生计，褚辅成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当年3月，褚辅成因为“承旱荒之余，当此蚕事将兴”，希望蚕丝改良编制委员会能够预筹收茧资金及提高茧价，“蚕户稍沾微利”，让灾区可以维持生计，农村得以复兴。同年4月，褚辅成又以全浙公会名义致电南京行政院实业部及浙江省政府，希望救济农村蚕业，提出“政府能筹拨现款若干，免息借贷茧商”，为的是“茧市不致完全停顿，农民生计不致完全断绝”。5月，褚辅成再次代表浙江丝业公会请求财政、实业两部救济丝业。至此终于有了结果，经行政院核准，豁免地方蚕茧及丝厂捐税。铁路交通减轻蚕茧运费，成立丝业统制委员会，先发行公债救济。

同样在5月，因为浙江省征收船舶牌照费，致使百姓遭殃，褚辅成又以全浙公会名义请财政部严令制止并制定船舶税法，革除苛捐杂税。德清一农民因旱灾太重断了口粮，遂捕了鱼、租了一条纳捐领照的农船去卖鱼，结果被船舶事务所巡丁判以“牌照不合法”，要罚钱。他没钱付款，与巡丁理论了几句，就被打入河中淹死了。因为此事，褚辅成两次以全浙公会名义要求省政府撤销牌照费，惩治肇祸者。

同年7月，褚辅成因为预计到旱灾的到来，以全浙公会的名义向省政府请求施行急救办法。过了十多天，他再次致电提出防旱意见。8月，褚辅成因为灾情日趋严重，以全浙公会的名义号召旅沪同乡一起商讨救灾办法。9月25日《申报》报道：“嘉兴亢旱成灾，农民颗粒无收，饥民沿门托钵”，褚辅成等“备米煮粥”，合摄一影，代为乞赈。11月，省委考察旱灾情况之后，褚辅成因为查勘失实，请求重新勘察，“赋税固为人民应尽天责，而当此救灾声中，似当稍存宽大，俾灾民免遭赔累，至查勘被灾田亩尤当实事求是，宁宽毋刻，庶几上泯多取苛政下沾减赋实惠”。年底，褚辅成又发电请求发行赈灾公债。

D.竭力禁烟，难偿夙愿

禁烟最知名莫过于林则徐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位乡贤也终其一生对禁烟不遗余力。1906年到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以及1935年至1941年的国民党六年禁烟，这两段历史时期他都亲身经历。

褚辅成介绍沈钧儒入同盟会的证书

1906年至1907年，褚辅成刚从日本回国，他与另一位乡贤敖嘉熊在嘉兴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宣传禁烟禁赌。他亲自拿着铜盆，走遍大街小巷，边走边敲，大声呼唱。他甚至自编了歌词：“万事无如戒烟好，良田千倾为它抛，华屋广厦为它耗，壮健身体为它消，万事无如禁烟好。”

之后，褚辅成和陈连江、沈稚岩、田毓甫等发起组织了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这是浙江最早的禁烟局，秀水举荐褚辅成为总董。褚辅成还在之后组织嘉兴不吸烟会，自任会长。

褚辅成第一次主政浙江期间，就雷厉风行地禁烟。他设立“专理禁绝鸦片事宜”禁烟处，公布了《浙江省实行禁绝鸦片决议案》和《浙江省禁烟条例》等，并定1912年2月17日为全省禁绝鸦片之期，要求各土膏店营业执照和吸户牌照一律废止、停闭。

军政府在杭州扣留了英国老沙逊洋行的烟土，英杭关税务司和驻沪领事多次与浙江军政府及南京临时政府交涉，要求无条件放行。褚辅成不为所动，英国人竟出言侗吓，但“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终不动摇。”

褚辅成触犯了英国利益，为以后被免去政事部长之职埋下祸根。褚辅成在1927年北伐军攻克杭州后的第二次主政浙江时期，也积极禁烟禁毒，但由于“清党”事件，这次禁烟进行的时间并不长。

之后，褚辅成常驻上海，主持全浙公会，又一次将禁烟提上了重要位置。1929年，褚辅成和马寅初反对国民政府的鸦片公卖政策。褚辅成因此还专门去杭州，与马寅初二人在公卖局前演讲，痛陈鸦片之害。听讲的群众越来越多，褚辅成、马寅初趁机指挥群众捣毁公卖局，两人还亲手将公卖局的牌子取下来丢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在浙江实行鸦片公卖了。

1931年，褚辅成组织全浙公会讨论呈请政府实行禁烟，反对鸦片公卖。但此时，蒋介石忙于“围剿”，根本无暇顾及禁烟。经全浙公会的多方努力，鸦片公卖有所停止。

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鸦片公卖，一些外国势力也借机利用租界制造贩卖毒品，加上国内反动势力为牟取暴利贩卖烟土，一时间，鸦片公卖死灰复燃。褚辅成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并多方努力，推动禁烟。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颁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但随着抗战的爆发，禁烟也已力不从心。

时间走到了1940年，褚辅成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交了《请政府加紧禁烟并统一全国禁烟机关，以宏实效案》，得到各党派的赞同和联署。同年6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禁烟会议。会后，四川设立了全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蒋介石督办并兼任团长。8月16日，蒋介石委派褚辅成代理督察团副团长，代行团长职权。受命之后，褚辅成即着手禁烟，9月又兼任了川东禁毒督导团团长，开始了严厉禁烟的运动，并筹集专款，设立“强民院戒毒所”。禁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后来褚辅成因为查获财政部私运的大烟土，时任财政部长的是“四大家族”的孔祥熙，褚辅成多次从万县去重庆，要求蒋介石亲自处理，令蒋介石十分难堪。之后，褚辅成被调离川东，此案也不了了之。

1946年5月，褚辅成回到上海，重回上海法学院担任院长，就此远离了他努力了大半辈子的禁烟工作，直到去世都未达成禁绝鸦片的夙愿。

E.教导子孙“忠心为国”

纵观褚辅成一生，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嘉兴来说，这位游子无论身在何处、身处何位，对家乡总饱含热爱。而对家人来说，他半生漂泊，又是怎样的父亲和祖父呢？

褚离贞的父亲是褚辅成最小的儿子，褚离贞没见过祖父，她出生之前祖父就已经去世了。但她常听父亲提起祖父，她记得父亲曾经告诉她，褚辅成教育孩子有一个规定，那就是孩子出国留学可以，但是一定要回国报效祖国，因此几个孩子都出国留学，但也都回国报效祖国。褚离贞是工程师，据她介绍，父辈多是工程师和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从事教育事业，她猜测或许是受祖父的影响。

在褚离贞母亲赵镜如住处，年已89岁的老太太回忆了一些“老太爷”的前尘往事。赵镜如私下里总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公公。

1942年至1945年，在昆明，赵镜如和褚凤翔结婚之后和褚辅成相处过几年。当时“老太爷”和儿孙同住，赵镜如住在隔壁，每天常在走道中遇到。“老太爷”十分节约，常穿一件蓝布长衫，见客人才穿绸料长衫。袜子破了都是赵镜如帮他补的，买新的给他，他也不穿，只要穿旧的，“一定让我给他补。”当时赵镜如的婆婆去看他，每次把他的旧毛巾换成新的，等婆婆走了以后，“老太爷”又会换成旧的，将新的藏起来。在她的记忆中，“老太爷”的生活很规律、很简单。“一般6点起床，打一会拳，休息一会，吃早饭。早饭一般就是喝粥，菜就是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用剪刀剪成的一段一段的油条，蘸酱油当咸菜吃。”

让赵镜如印象深刻的是，褚辅成生活虽然十分简朴，但对待孩子十分疼爱。当时，赵镜如的大女儿出生，每天老人总要拿一段油条给小孙女吃。从延安回来，下飞机的时候，看到来接机的小孙女，掏出一个橘子给小女孩吃。平日里，他工作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和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对孩子他十分关心。那时候，赵镜如的女儿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只要他在家，车夫每次送母女到医院去，他总是要再三嘱咐才放心。

对子女，褚辅成没有留下什么产业，就连遗嘱也是谆谆教导子孙“忠心为国”。或许这正是褚辅成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