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周学章送医下乡到海宁为晚血病人解决疑难问题。

1月20日，阴雨，嘉兴殡仪馆松鹤厅。300多名嘉兴市社会各界人士陆续赶来，送别一位名叫周学章的老人。

灵堂的一副挽联概括了周学章一生所具有的两种社会身份：“一代名医”、“人民公仆”。

作为“一代名医”的周学章，让老一辈嘉兴人铭记在心的身份是嘉兴第一医院首任院长、国内著名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他是我市为数不多的几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而曾担任嘉兴市（县级）副市长、嘉兴市政协副主席的周学章，他的工作重心仍离不开他搞了一辈子的血防事业。

与他在血防战线上并肩作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血防”施有铨，在得知周学章去世的消息后一度不敢置信，“他的去世太突然了。”老人说，“他前几天还和我约好，等他出院回家后要一起好好谈谈血防方面的事情。”而去世前，周学章还在催着施有铨整理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典型病例。

“血吸虫病防治”，今天我们听来有点遥远也有点陌生，但它却是萦绕着周学章91年人生最重要的乐章。

初见“瘟神”

在周学章亲笔撰写的回忆资料里，他提到了少年时代第一次见到晚期血吸虫病人的印象：

“那是1928年寒冷的冬天，家中保姆张妈，有一天晚饭后一小时左右，突然吐血，那鲜红鲜红的血足足装满了一痰盂。见此状，我全家都吓呆了，恐惧万分。保姆哭着说，‘痞(脾)块散了，碎了……我没命了。’第二天，她就死了。”

1964年，呋喃丙胺项目临床试验期间，周学章（右三）在医院查房。

或许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在几十年后周学章依然记得很清楚。1944年，他的一个在农村当教师的表姐夫患了血吸虫病，当时周学章已经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在中国红十字总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母亲让他赶回来为表姐夫诊治，但表姐夫最后仍不治身亡。他在回忆资料中写道：“他的一家……生活濒于绝境……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离开上海返回嘉兴开业行医。每天所遇到的病人，不少是血吸虫病患者。他们贫病交加，处境十分艰难。”

施有铨回忆说，有一个细节让周学章非常震撼。解放初期，周学章在担任嘉兴医务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期间，曾带领内外科医生进行参军体检工作，但王江泾、澄溪、虹阳等嘉兴县农村的数万青年，个个都因肝脾肿大无法参军。

在周学章的回忆资料里，这几个事情都有记载。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揣测这些事情对他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久之后，周学章就投入到防治血吸虫病的战斗当中，并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鏖战病魔

1952年，周学章受嘉兴人民政府委派，筹建嘉兴第一医院并任院长。1956年，浙江省决定在嘉兴第一医院综合性医院的基础上成立嘉兴血吸虫病防治医院，仍由周学章担任院长。

当时，嘉兴是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根据资料统计，嘉兴县农村平均感染率达到71.6%，全县有35万之多的血吸虫病患者。新成立的血防医院不仅要承担繁重的抢救治疗血吸虫病严重患者的任务，还要根据省里指示，进行临床科学研究以及血防专业技术干部的培训。“在1956年开展的大规模血防工作，完全是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开展的。”根据施有铨的回忆，周学章一方面在嘉兴专署管辖的10个县分批培训血防医务人员，一方面在中央派来的专家组帮助下开始临床科研。

周学章对这段日子也有详细记载，当时他们试验了锑剂3天疗法、锑剂7天疗法，“这项血防临床科研工作在1957年底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的专业学术会议上得到了各地专家的好评……”之后，他们又探索出了对晚期血吸虫病人采用中西医药物治疗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事后看来，正是在这段临床科研的日子里，周学章逐步培养起了自己的科研班子，为此后两次获得国家级科研奖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省、市同行看望周学章（右三）。

1960年初，周学章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种名为呋喃西林的药物能够改善急性血吸虫病高热患者的全身症状，他灵光一现：“呋喃西林的衍生物可能是抗血吸虫病新药的一个研究方向。”在当年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专家们汇报了这个发现，并得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积极响应。原来，他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双方一拍即合，于1961年初合作进行临床应用研究。“在研究工作开展以后，我每次细致检查观察病人服药后全身的变化，进行各种能做的化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用范围。”周学章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整个过程。经过3年半的艰辛努力，最终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964年，该科研项目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65年又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创造发明奖。

自1962年起，该药物在全国推广，并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1963年的《英国热带病学公报》评价认为，这是治疗血吸虫病口服新药的一个新进展，跳出了60余年来只能用锑剂治疗的框框。“之后，不仅国内20多家省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来嘉兴第一医院参观学习，还有英国、美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医学专家来函或来人参观学习。”施有铨说。

在老同事、市血防医院院长乌文琳的印象里，周学章“对业务很钻”。就在周学章率领医务人员全身心开展临床科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血防工作被污蔑为“血霸”，他呕心沥血进行的呋喃丙胺临床研究也被批斗为“反动试验”。周学章被剥夺了医师资格，下放劳动，扫了多年厕所。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虽百思不解，精神惶惑，但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所以我尽管受尽折磨和羞辱，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

一直到文革后期，周学章才获“解放”，并被委派去马里援助非洲国家医疗队。归国后，他被重新任命为嘉兴一院院长。面对文革对于医院体制尤其是血防医院体制的破坏，周学章相当痛心。在他亲笔撰写的《四十年春秋话血防》中，他用沉重的笔调写道：“回顾血防科研数十年实践，成绩来之不易，道路很是艰辛，嘉兴地区血防机构数十年演变又使整个防治血吸虫病进程屡遭折腾。组织机构是事业发展的保证，但建立、撤销、再建立、再撤销，造成血防及科学研究的发展、收缩、再发展、再收缩。机构变化无定，教训之深刻是史无前例的，是造成血防及其研究工作损失的重要原因。”

刚恢复职务的周学章一边花大力气整顿医院秩序，一边马不停蹄地恢复血防科研，希望能取得新的突破。1978年，嘉兴一院血防病区和新建的血吸虫病防治医院承担了新药吡喹酮的临床试验任务，61岁的周学章挑起了这项新药应用的科研重任。该项目在1980年获得了卫生部科研成果二等奖。这位朴实的老人事后如此描述当时的感受：“对此，我内心感到无比喜悦和欣慰。新药吡喹酮的问世，给疫区广大人民如何预防和治疗血吸虫病带来了福音。”

周学章和他的同事们在嘉兴获得了全国罕见的医疗、科研成果及荣誉，这是他一生留给故乡的最宝贵的财富。

卫护生灵

周学章的老病人蔡鸿雄向记者描述他印象中的周学章：“为人很实在，为患者着想，看病实事求是。”而周学章的这种为患者着想的性格，让平湖的毛秀根印象更为深刻。毛秀根是周学章在1961年医治的病人，当时，17岁的毛秀根被送到周学章的医院时，已经是病危状态了，腹大如鼓，体重仅25公斤。他的父亲已经放弃想让他回家了，但周学章坚持要毛秀根看好病后才能回家。在他的悉心治疗下，毛秀根在9个月后病情有了极大好转。“病情好转后，周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里没有好的营养，你就回家里去好好补补，养好身体后再做脾脏切除手术。’”毛秀根回忆说，“我就回家了，后来在平湖吃中药疗养，并做了脾脏切除手术。我在平湖的情况，他都知道的。”

术后，毛秀根恢复得很好。1978年，周学章他们的回访资料上记载：“毛秀根身高1.72米，体重60公斤，成为强劳力。”据毛秀根透露，后来，周学章经常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而毛秀根去嘉兴也经常到医院里去看望他，每次周学章看到他总会问：“恢复得怎样？”

1989年，周学章退休。没闲多少时间，1991年嘉兴市成立专家门诊部后，周学章就定期参加了血防门诊。“他的病人挺多的，有时一个月有五六十个病人。”施有铨给我们展示了他收集的资料，有确切数据的是2005年，已是89岁高龄的周学章一年接诊540例病例，“虽然是专家门诊，但他只收5元挂号费。一旦有农村病人来看病，他还经常叫他们不要挂号，直接看病。”

2007年7月，老人患了脑积水，不得不住院治疗，专家门诊停诊，“他不放心，担心病人没地方看病了。”

周学章去世后，一名素不相识的市民在他灵前长跪不起。周学章的女儿说，这是一生为民的父亲得到市民的尊重和爱戴。

老骥伏枥

老人在《我的晚年生活》中写道：“通过对病人的接触，使我深切感受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不能说可以高枕无忧。”原因是，他每周两天的门诊中，时常遇到新发生的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变和高度腹水病人。在解放初期血吸虫病高发的新篁乡，半年之内就送来了5例高度腹水的晚血病人。这既让老人震惊，也让他重新开始审视新时期的血防工作。乌文琳回忆说，周学章晚年再三说的一句话是：“要解决血吸虫病，还有许多科研项目没有解决呢。”

一旦在门诊中遇到新的典型病例，周学章总要和施有铨探讨一番，然后让施有铨整理成资料。蔡鸿雄的病例就是周学章在门诊中碰到的，他认为很重要的科研第一手资料。2002年，蔡鸿雄因腹水找到周学章，他在初中二年级时因患血吸虫病而接受过锑剂短程疗法的治疗。当时治愈后，他顺利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到兰州工作30多年。直到退休后，出现腹水症状。经复查，是血吸虫病阳性。经过抗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治疗后，腹水逐渐消退直至康复。老人在事后的回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心中的忧虑：“这个病人的治愈，给我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血吸虫在人体的寄生时间问题，二是血吸虫病若不进行彻底治疗，就会新生晚期病人。”

周学章在担任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十分关心血防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征集血防文史，不仅是一个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对弘扬血防精神、巩固血防战果具有重要意义。”周学章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因此，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其中。

1986年，由他和施有铨发起在血防医院召开了“嘉兴市50年代血防文史征集座谈会”。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由这些老血防工作者整理的25万字的回忆录结集成书《送瘟神——嘉兴地区血防工作纪实》。这本反映建国后血防方面的文史资料书籍，弥补了地方史料的一项空白。

2006年，他又联合湖州老血防工作者编著了《卫护百万生灵的战斗》回忆集，以纪念血防战斗50年。

1978年，周学章（左）回访治愈的晚血病人毛秀根。

“周学章一直觉得有责任把一生中从事医学科研，特别是血防事业的曲折经过写下来，让世人知道，因此数年前他就着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20多万字的《周学章回忆录》，目前正付印成书。”施有铨告诉我们。

周学章档案：

1917年8月18日出生在嘉兴。1941年7月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曾先后在上海国立医学院任细菌学助教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任内科医师。

1945年，返回嘉兴开业行医。1952年，受政府委派筹建嘉兴第一医院，并在1952年至1983年间担任嘉兴第一医院院长。195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起，分别担任嘉兴市（县级）人民政府副市长、嘉兴镇副镇长、嘉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嘉兴撤地建市后任嘉兴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嘉兴市第一医院名誉院长。1989年12月退休。

先后获得国家、省、地市级科技成果奖12次，论文奖3次。1964年，嘉兴第一医院以临床应用单位参与的新型抗日本血吸虫新药呋喃丙胺项目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他主持的《血吸虫病治疗药物研究》课题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周学章被评为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先进个人。

1989年，嘉兴市委市政府授予他“有突出贡献专业人才”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