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100年前的1908年3月24日，以嘉兴为活动中心，一直活跃在杭嘉湖一带，高举反清大旗的青帮盐枭起义首领余孟庭在苏州废王基教场就义，年仅36岁。

从1907年农历六月初开始，余孟庭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帜，深明大义，深受群众爱戴，“与清军转战于苏、松、嘉、湖、宁、杭间，大小四十余次，孟庭亲自督阵者二十余次，战无不克。前后计斩清兵及团勇两千余人，将校百余名。”成为清政府恨之入骨的江南义军。

义军在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纵横驰骋9个月，直到枫泾一战失败。其后，因被间谍跟踪，余孟庭在青浦被捕，他拒绝了清廷的招降，慷慨就义。1908年3月19日至28日的《申报》上接连刊登了余孟庭被捕及就义的相关新闻。

本文作者陈伟桐通过查阅很多史料，复原了余孟庭起义，详尽分析了这场起义在史学著作中被忽视的原因，认为余孟庭起义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

辛亥革命资料图片

100年前，在众多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中，嘉兴地区爆发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反清起义，这是革命志士敖嘉熊策划、余孟庭领导的青帮盐枭起义。遗憾的是，在我省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资料中，虽偶有提及，但大多只言片语。

    杭嘉湖平原上一把火

这场起义发生在以嘉兴为中心的杭嘉湖地区及毗邻的苏南地区。这里港汊交错，密如蛛丝，向来是匪盗出没之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活跃着一股青帮盐枭秘密会堂，在大批裁减下来的湘、淮军士兵介入之后，成了一个强大的武装团伙。其中安徽巢湖人为多，又称“巢湖帮”。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10年，社会矛盾激化，素称“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地区民变不断，历史上很少发生重大战事的杭嘉湖平原，竟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火药桶。

余孟庭，安徽庐江人，幼习武，怀大志。19岁到杭州入伍湘营，后又考入吴福海团营，充当旗牌官。之后，该营解散，他漂泊于苏、松、嘉、湖之间，以开局设赌为生，后被清吏收禁于秀水狱中。1907年3月，他越狱成功，在江苏震泽结识了盐枭头目管大、李能掌、夏小辫等人，并加入他们的行列，被推为领帮。以后又与另一枭魁夏竹林会合，形成一支拥有船只近50艘，快枪300多杆，徒属近600人的武装力量。

《嘉兴日报》2001年10月12日刊登了介绍余孟庭起义指导者——敖嘉熊的相关文章。

余孟庭走上反清道路，是受到嘉兴革命党人敖嘉熊（平湖人）的开导和帮助的。敖嘉熊被陶成章称为推动浙江省革命的第一人，于1904年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是浙江最早的革命机关。1904年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建立，会长蔡元培来到嘉兴请敖嘉熊入会，“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

这时，敖嘉熊闻余孟庭大名，派人前往联络，接着又亲自与余见面，用革命道理反复开导，余接受了革命思想，“此后约束其众甚严，敖引为同志”。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从1907年农历六月初开始的。他们先是从嘉兴西门外军械所劫得80余桶火药，后又袭击秀水县南汇镇的防营，将新式枪炮等军械劫夺一空。以后他们从嘉兴到湖州，由浙北到苏南，所到之处攻官衙，逐清吏，焚局卡，掠军火，烧师船，由过去走私贩私，开局赌博，勒索财物，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武装起义。起义从1907年7月至1908年3月，“与清军转战于苏、松、嘉、湖、宁、杭间，大小四十余次，孟庭亲自督阵者二十余次，战无不克。前后计斩清兵及团勇两千余人，将校百余名。”成为威震江南的一支重要反清力量。

此时，孙中山等领导的起义，大多发生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远省份，并由于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往往很快便失败。而余孟庭领导的起义却发生在清朝统治重心的杭嘉湖地区，历时9个月，这在辛亥革命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起义引起了江、浙两省巡抚和上海道县的恐慌，也震动了朝廷。1908年初，起义队伍在嘉善至松江一带，袭击了招商局轮船、挂洋商招牌的戴生昌轮船及日本大东公司轮船，引起了外国的干涉。于是朝廷派军队南下，并特派江苏布政使瑞澂（原来分管苏、松、常、镇、太五府）督办缉捕清乡事宜，且命江、浙两省“合剿”，限期缉拿枭魁余孟庭。

盐枭改造成革命队伍

余孟庭起事之时，正值嘉兴一带民变不断。《申报》当时有过两则报道：

“海宁农民因迫于年荒，鸣锣聚众，至庆云桥、伊桥、斜桥等七镇，捣毁学堂及官绅公馆住宅，全州震动，祸患眉睫。”

“初五晚乡民聚众攻破桐乡县城，拆毁县衙、仓廒、警局及绅商数十家，并焚烧耶稣教堂两所……”

江南历来是我国赋税最重的地区，在清代嘉兴府的漕米负担仅次于苏、松，而在湖、杭之上，《辛丑条约》巨额赔款又加重百姓的负担。连年灾荒引起米荒，人民苦不堪言。余孟庭针对这些情况，及时地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帜，一改过去盐枭抢赌的恶习，声明“专与为富不仁者作对”。为了救济贫民，“出清吏及富家积粟以赈饥民”，使得“乡里穷民望孟庭军旗俨犹大旱之望云霓，孟庭之名震于沿江上下游诸省”。他保护群众的利益，解决他们的困难，获得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他与当时其他革命党单纯军事行动的做法不同之处。

1908年3月28日刊登了清军杀害余孟庭新闻的《申报》原样。

针对不法奸商哄抬米价，他向贫苦农民设所平价销售大米，“较官局犹减半价”。

他还通过民变不断壮大起义队伍，贫苦农民踊跃参加。可贵之处是他对于入帮民众给予经济上的补偿。“有投充者，先给安家费50元，购衣费10元。”有报道还说发月工资10元。

为了把盐枭改造成一支革命的队伍，余孟庭约法三章：“不许骚扰乡民，不准妄杀无辜，不许奸淫妇女。”为严格约束部下，规定犯规“轻者责藤条或军棍”，“如敢杀人放火，即行斩首”。

他不允许部属有欺压百姓的事发生。一次一名党徒在松江吕巷，拿破衣到典当强当洋元24元。典当伙计害怕他们再来，立即关掉店门。待余孟庭来到问明情况后，立传该徒在典当门前接受鞭挞，并将洋元奉还伙计。但伙计不敢收，余即将洋元存在对面的酒店里，让其向典当转交。

为了保证不骚扰百姓，余孟庭一般不在夜间作战，怕天黑误伤无辜，被人们称为“仁义之师”。由于余孟庭热爱百姓，爱憎分明，又深明大义，深受群众爱戴，很快他的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余孟庭领导的青帮盐枭队伍在军事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首先，盐枭有其特殊性，平日为了逃脱官方的检查，需要有武装冲关的本领，他们不仅性情强悍，而且善于使用武器。加上这时的青帮是一支“半裁勇、半盐枭”的队伍，多数骨干在地方缉私营里做过事，他们的角色不断地转换于兵匪之间。盐枭熟悉情况，要消灭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青帮盐枭能成功改造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反清力量的重要原因。

1908年3月28日的《申报》刊登了余孟庭被杀害前的照片。

余孟庭的队伍长期转战于无甚遮蔽的杭嘉湖及太湖地区的河网平原，不仅要消灭敌人，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在选择战场及战机上十分谨慎与周密。为此余孟庭揣摩了“三不战原则”：即“地势不合不战，营兵过多不战，无退步不战”。这些原则确保了余孟庭“与江、浙两省水陆各军大小二十余战，从未一败”。而最后他们在枫泾一战之失败，正是他的部属不坚持这一作战原则造成的。队伍的另一头目夏竹林，性格莽撞，好意气用事，在奸细的引诱下，为了抢夺敌人手里的军火，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而余孟庭则认为枫泾为一“潮河”，非四通八达，没有退路，决不能开战，可是夏不听。余“虽在后面大声喝阻，一时势如潮涌，不能遏抑，致遭大败”。夏竹林战死，精锐尽殁，起义归于失败。

余孟庭起义的持续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精良武器的不断补充。他们派专人坐镇上海，从洋行、青年捕营以至制造局的机匠那里购得枪支弹药。而交割的地点在与上海交界的淀山湖、金山卫等处。

余孟庭正是从人员的训练、武器装备及揣摩正确的作战原则上保证了反清起义的延续性。尤其“三不战原则”反映其军事指挥意识的成熟，这是辛亥革命中历次起义所不及的。

特殊的人格魅力

余孟庭虽然头顶“枭魁”的帽子，但他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这也是他团结部属的重要因素。

关于他的品质，可以“一不贪财、二不贪色”来概括。留下的材料，除了介绍他家有老母外，没提到他的妻子儿女，但有关材料记载：“从前曾有徒党欲□□（此处丢失两字，应是‘强抢’一类字样）民妇，饬令送还，该徒等以无处可送还为词，余遂给洋三百余元，释令该妇女自行回家。”可以想象其部下给他送来的肯定是年轻貌美女子，可是他非但不收，还掏钱令其自行回家，没有严格操守者是做不到的。

余孟庭对别人十分宽容，这一点在清军方面都是广为人知的。故在审讯中，瑞澂问他：“遇见徐（锦堂）统欲不战而退，何故？”他答道：“徐为人诚实，宽厚待人，同乡之隶其帐下者甚多，故不与为难。”他还声明自己虽为帮首，但从未杀过人，“从未亲身盗一次，亦未举过一刀，开过一枪”。决不似人们所宣染的凶悍“枭匪”形象。

余孟庭是在枫泾一役之后不幸被捕的。过去“江湖大盗”被招降的很多。官方提出他只要拿到其他头目，许他担当哨官职位。他明确回答道：“将他人之性命换无谓之头衔，我余孟庭决不做此不义之事。”为实行反清大志，死而无悔。

临终时，当被问还有什么心事时，余孟庭回答：“吾身正毫无牵挂，唯养育之恩未报，去年曾寄一百五十金回家，未知曾否收到，此心殊觉抱憾。”唯一挂念的是家中的老母亲。“百善孝为先”，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让他的敌人也大为折服。瑞澂当场赏银五十两，替他寄回家去。1908年3月24日，余孟庭英勇就义于苏州废王基教场，年仅36岁。

【作者见地】

史学著作中为何难见这场起义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于当时革命党人活动评价，存在两方面的依据与标准：一是领袖人物的道德精神，二是其活动的实际成果及影响。但更多是突出革命精神，至于成功还是失败无关紧要，这种传统极大强化了史学研究中的道德评估倾向。

联系到光复会的革命活动，皖浙起义自然占到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徐锡麟、秋瑾的牺牲精神，在革命党人中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但是如果进行全面评价的话，它毕竟是一次失败的起义。余孟庭同样遭杀害，但他可以在敌人（审讯）面前自豪地说，他所领导的义军“与江浙两省水陆各军大小二十余战，从未一败”。

哪些因素影响了对这场起义的评价，导致史学著作中难见这场起义的踪影呢？笔者以为：

首先，余孟庭出身低微，尚有“劣迹”。余为青帮盐枭，行伍出身，贩过盐，赌过博，坐过牢。尽管他后来加入了光复会，但根深蒂固的“身份”观念，仍不免把他打入“另类”。尤其是民国后青帮在上海的无恶不作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殊不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太湖流域的早期青帮并不完全一样，入帮者有普通盐民和贫苦农民，不排斥在特殊的情况下（各地民变），在特殊的领袖制约引导下（如敖嘉熊和余孟庭），担当起反清的历史使命，成就青帮历史上唯一光辉的一幕，是完全可能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力量薄弱，均向会党及新军寻求支持，因此对余孟庭起义的评价，不应依据他们的出身，而是应该依据其领导起义的实际贡献来作出评价。

其次，敖嘉熊于1904年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这是浙江最早的革命机关。后由于敖经商亏损，革命中心才移至绍兴。此外，浙东多洪门，浙西存青帮，会党不同也会产生隔阂。其实他们尚有一定的联系。在“浙案”发生前，秋瑾曾两次来嘉兴商议共同起义事宜。皖浙起义时，敖嘉熊还推动了余孟庭起义，进行配合。为此在1908年初敖遭到清政府暗害，为浙江革命作出了牺牲。

当然，余孟庭虽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但一些盐枭流落于江湖，长期形成的恶习不可能在短时内完全根除，这也是一个原因。尤其队伍由7个帮组成，各帮的约束有严有松。如夏小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余孟庭屡劝不听。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但是应该从总体上认识这支队伍的性质。正如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所赞扬的：“余孟庭军行所过，除残去暴，固一仁义之师也。”

    (感谢嘉兴市档案馆提供部分影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