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干预到工地

(供照：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防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嘉兴的防艾工作，从去年开始分解到了基层各乡镇、街道卫生机构。在经费没到位的情况下，基层防艾工作者们连续两年克服别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开展工作，创造了嘉兴社区干预模式，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关注。

喧嚣的歌舞厅人来人往，暖晕的空气中散发着迷醉的味道，某个角落，有几个不和谐的身影。七八个人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面上有着尴尬和一些不适应。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人来，他们只有无奈地摇了摇头，收拾好东西，离开歌舞厅，继续往下一家走。

这是他们常常遇到的情形，已经渐渐习惯了。

从去年5月开始，南湖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接到了一项工作：艾滋病高危行为社区干预。

“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根据嘉兴市疾控中心的要求，对重点人群进行社区干预，包含高危人群干预、流动人口干预、孕产妇干预以及外来婚嫁女干预，主要进行抽血检查、跟踪监测、抽样调查、发放宣传资料及进行业主培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薛桂华跟记者介绍社区干预的主要内容。去年5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成立了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分队，队里有七八个人，由医生护士和化验员组成，有一人专门负责日常工作：日常抽查、记台账、整理资料、送检等。

因为艾滋病的特殊性，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因为涉及隐私，在抽血检查时，需要对方自愿，很多时候，需要避开“艾滋病”三个字。调查问卷问题因涉及隐私，准确率大打折扣。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专项经费，任务又很多，医务人员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疾控中心提供的礼品和宣传品十分有限，中心常常贴钱开展工作。

据张伟智主管医师介绍，从2006年开始开展的这项工作，艰难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对服务业业主培训达79人，对社区居民宣传培训艾滋病防治46人。2007年共发放宣传牌6000块，宣传资料12000张，重点高危人群监测85人，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206人，孕产妇HIV监测258人，外来婚嫁女监测8人，共发现HIV阳性病例1例，梅毒阳性3例。

干预现场一：

歌舞厅高危人群

时间：2007年5月29日

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杨雪芳医士，是今年刚刚加入这项工作的年轻人。在她的台账中记着这样一个日子：2007年5月29日，工作小分队对歌舞厅高危人群采血。

张伟智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已经事先和经理约好，和领班也说好了，当然，没敢说是艾滋病的检测，只说是体检。晚上7点，小分队准时到了歌舞厅，来了有30多个人，但才采了三四个人的血，人就陆陆续续都走光了。

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张伟智他们不想就这么放弃，毕竟去年的情形还令他们心有余悸。去年第一次出去采血的时候，他们通过一个同事和歌舞厅的领班事先说好，可以采30个人的血，他们当时暗暗庆幸，这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了。也是晚上7点钟，他们抬了一大纸箱宣传品和小礼品准时到了歌舞厅，结果刚刚抽了3个人，之后就没人了，跟谁讲都没人理，沟通也没人理。后来被告知，业主不同意，他们只好把东西抬回来。他们后来又联系了很多地方，都是不认识的，吃一堑长一智，当场联系，当场去，他们带着疾控中心的调查证，去了就亮证，马上宣传，马上采血，生怕对方反悔。那天，他们折腾到12点，跑了好几个点，才稀稀拉拉地抽了十多个人。

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定再争取争取。于是，他们先是跟一个领班沟通，和她解释，绝对保密，只写工号，提供体检报告，没有什么大家都放心，再说，如果检查出来有病，及早发现及早控制，很多病，比如艾滋病都可以延期发病，如果控制得当，说不定能够等到开发出攻克艾滋病的药物。领班听了，带头抽血，她手下的其他十多个女孩听了，也都跟着抽了血。但事情并不总是这么顺利的，这十多个人的血采好了，他们又反复和其他领班沟通，一直沟通了6个领班，也只采了几个人。那天他们磨到11点多，才回去。

“在歌舞厅，和高危人群沟通，最重要的是要保密，再一个要亲切随和，有耐心，说话要有技巧，最好懂一点他们的暗语。”张伟智笑着说，看着这位亲切随和的女医生的笑脸，或许，真的很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心吧。“有一次，我们去歌舞厅采血，一个女孩说，我刚溜过冰可以抽血吗？”当时小分队的工作人员都十分诧异，溜冰和抽血有什么联系呢？但是，他们也不能问，因为问了可能会造成对方的心理戒备，只能回去查资料。渐渐的，他们也学会了一些类似的暗语，减少了不少沟通难度。采血时，工作小分队还要做调查，但是调查报告上的文字很直白，很生硬，他们必须将之转换成对方可以接受的用词用语。而且每个问题都不能刻意问出来，必须装着随口提起。“问他们一般都会说的，但是大多数都有所保留。”

干预现场二：

工地流动人口

时间：2007年9月25日

台账中还有一个日子，是工作小分队记忆深刻的：9月25日，工作小分队对工地流动人口采血。

那天，是中秋节，天很热，最高温度33摄氏度。他们和工头沟通好，说是到工地给工人们做体检，顺便采血。

本来已经秋意盎然了，但是谁想到秋老虎又回头猛咬了一口。搭建的简易工棚，是铁皮房子，因为前几日温度偏低，工棚里的电扇早就撤掉了，外面的阳光直射在上面，一会就汗流浃背了。

他们顺利地采了两三个人的血，就没人愿意来抽了。因为有工人说，他们是抽血拿去卖的。小分队只能坐在那里干等，没人来理。工棚里没什么人，就小分队的7个医生护士，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桌椅板凳蒙着厚厚的灰，很久没人坐过了。小分队坐着干等了二三十分钟，衣服早就汗湿了，汗水顺着鼻梁留下来。他们给工头做工作，甚至还找来了社区干警，但都没用。

怎么办？没办法，只能仍然和包工头解释。“卖血要200CC，我们只抽3CC，是没有办法去卖的。”但是，又不能和包工头说是调查艾滋病的，只能把利害关系给包工头说清楚：“万一工人里有人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万一发病出了事情，谁负责任？这么多人天天同吃同住，万一有人有传染病，怎么办？”包工头想想也有道理，自己带头体检，中层也带头体检，工人们陆续来了，遇到哪个不体检的，包工头就说：“是不是有病，才不体检？”就这样，那天体检了35个人。

“流动人口的干预主要是针对艾滋病高发区来的流动人口，建设街道工厂很少，流动人口分布并不集中。”这也给工作小分队工作增加了难度。没办法，只能一个个工地去跑，一个个工头去沟通，一年半的时间，他们走访十多个工地，发现HIV阳性病例1例，病人来自艾滋病高发地区。

除了采血调查，还有一些日常工作，主要是对高危场所进行抽查，看宣传资料有没有发放到位，现在杨雪芳每月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进行抽查工作。

说到社区干预工作，张伟智说，在实际操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不能讲艾滋病，因为说给谁谁都不能接受，因此，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量。比如，在工地体检时就增加了一些常规体检，量血压，听心跳，顺带采血。另外，经费的缺乏无形中增加了很多难度。发放调查报告，如果可以赠送一些小礼物，可能会容易些。比如，在工作中，常常要请人帮忙沟通，现在没有专项经费，他们都是凭着私人交情，老是找人帮忙，十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