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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段文字: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
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直到读完《爱与黑暗的故事》,才恍然大悟,原来书中的主人公汉娜就是奥兹的母亲范妮娅。奥兹在前言中说:“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来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当然,他所说的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家庭悲剧,而首先是历史与民族的不幸,是大历史背景中的家庭叙事:它与新旧犹太人有关,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微妙相处有关,与人性在爱和黑暗的两面游走有关。范妮娅便是其中的一个悲剧因子。
范妮娅年轻时候是这样的:橄榄色皮肤,眼睛乌黑,非常漂亮;她矜持寡言,懂得倾听,目光敏锐,一眼能洞穿别人的心思,对生活有种天然的审美直觉和领悟能力,尤其对服饰、物品、家具、发式感兴趣;她学习历史和哲学,操一口高雅的希伯来语,对语言学的纤细韵律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她的丈夫阿里耶是个图书管理员,一个不得志的学者,终日埋在书堆和词藻中,好开玩笑,迂腐,笨拙,老实。父亲对母亲的爱,始终夹杂着距离、尊敬、畏惧、无奈和不解。
与我们所惯于和乐于看到的母亲形象不同,范妮娅不是温馨的,也不强大,她对于奥兹而言,不是乳汁、皮肤、血液、呼吸、甜蜜的梦,而是孤独、脆弱、焦虑的代名词。对黑暗的现实生活而言,她是个弱者。她就像一朵甜美的花,带着介于崇高、痛苦、梦幻、浪漫与孤独之间某种模糊的渴望和向往,“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迹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半个世纪以后,六十多岁的奥兹这样描写年轻的母亲。
为了寻找母亲的死因,奥兹唤回了死去的爷爷奶奶、外公外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各个亲朋好友,请他们到他家中做客,坐下来喝咖啡,交谈,回忆。他在更广阔的时空寻寻觅觅,不放过每一个跟死和绝望有关的因子。他挖掘出来的是一些称为黑暗的东西。范妮娅在自杀之前深受失眠、感冒和偏头疼困扰——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忧郁症。奥兹和他的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年轻、美好、鲜活的生命在无休无止的琐碎和失望中衰落、枯萎,却无能为力。黑暗吞噬着整个家庭,爱无法突围。对范妮娅来说,黑暗是她心头的焦虑与悲伤;对父亲而言,黑暗是他的欲念,他的功名之心,他不得不在家庭之外去寻找生命的迹象。而奥兹的黑暗来自于他的成长,“那些污秽不堪的夜晚”,“残酷的猥琐的肉体”;还有更大更重的黑暗:笼罩在耶路撒冷上空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的阴影、危险与破裂。个人,家,国,民族,都在黑暗中挣扎。那种状态,犹如孤岛上的囚徒相互隔绝,仿佛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即使对奥兹的童年时代来说最为宝贵的那一刻——在母亲去世两年前,那个春天,他们一家三口在特里阿扎丛林野餐:范妮娅身穿蓝色的连衣裙,脖子上优雅地系了条红丝巾,笔直地坐在那里,显得十分漂亮,她的一个膝头躺着奥兹的父亲,另一个膝头躺着奥兹——奥兹说:我们之间也隔着一千无光之年。
母亲的自杀不仅阻隔了他们的爱,更让他们陷入无边的黑暗。奥兹与父亲决裂,出走——陷入另外一种黑暗。范妮娅的死直接把奥兹送上了作家的道路——在奥兹看来,范妮娅想让他长大后,表达她无法表达的东西;她讲故事的方式,她阅读的形式,她的哀怨情致,都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启蒙。奥兹在最初恨过母亲之后,开始想念她,理解她,宽恕她,试图用文字还原她人生的最后岁月,并把她写进自己的一部又一部小说:《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费玛》、《沙海无澜》、《何去何从》……每一个女人——幻想的、做梦的、悲伤的女人——都有范妮娅的影子;每一个男人——忧郁的、笨笃的、坚定的、温柔、纯真的男人(纯真是范妮娅要求奥兹所必须保持的本色)——都有奥兹的影子;每一个家庭——温暖的、寂寞的、残酷的家庭——都有自己家庭的投射。奥兹几乎用了一生在讲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甚至到了这一部被称为巅峰之作的《爱与黑暗的世界》,母亲仍是他最深情和动人的讲述。与许多遭遇过童年不幸的作家们不同——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摆脱悲伤记忆而努力——奥兹没有,他一遍一遍地追忆,书写,试图从中找到母亲自杀的真正原因,以及人生意义的答案。
《爱与黑暗的世界》的卓绝在于,奥兹准确地把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命运都妥帖地安放在家、国、民族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位置,他从纷繁芜杂的黑暗中清理出每一种情感关联,哪怕是最微妙的联系——每一种爱都有着黑暗的一面,爱愈是深刻和宽广,黑暗就愈是无止境的强大。《圣经》里说,“上帝无暇整理世间纷繁的情感,于是,他创造了母亲。”对于奥兹而言,母亲是他所有情感的总和:离母亲越近,离上帝就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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