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

火车开了一夜，停了无数次，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

行军给养发下来了，包括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有份。不过，我的香烟转眼就被瓜分一空。作为交换，有个小伙子给了我一点通常过圣诞节时才有的东西：在可可糖浆中滚过的杏仁马铃薯。集合点，报名处，指挥部，无数指示牌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幸好有两个战地宪兵给我指路，他们胸口挂着带链子的金属身份牌，所以人称“铁链警犬”，警告大家小心。在火车站——究竟在柏林的哪个火车站呢？——在售票大厅里，我这个年龄的新兵排着队，等了没多久就有人把一张行军命令塞到我手里：下一站德累斯顿。

现在我看见队伍中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像恩准我们去冒险似的。兴高采烈，轻松愉快。接着，空袭警报把我们赶到了火车站宽敞的地下大厅，这里被用作防空洞。转眼就有各式人聚集在此：士兵，平民，包括不少孩子，还有躺在担架上或者撑着拐杖的伤员。

外面，高射炮砰砰地开火，远方近处都有炸弹呼啸而下。

警报一解除，我立刻乘上电车来到另一个火车站。在这儿，又看见住宅区里的窗口火光烛天。又看见整条整条的街道在昨夜的空袭中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远处的一间厂房里烈焰翻腾，好像正在举办灯火辉煌的盛宴。天刚拂晓，开往德累斯顿的火车准备就绪了。

给我的第二道行军命令上写得清清楚楚，叫我这个名字的新入伍者将在党卫军的练兵场受训，成为坦克兵。练兵场在遥远的波西米亚森林中的某个地方……

问题是：我当时是否害怕了？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见这些文字中的两个S还是感到心惊肉跳。当时在征兵办公室里不可能不看见这些，我当时是否同样感到心惊肉跳？

洋葱皮上没有刻下任何可以解读为害怕甚至震惊的痕迹。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我当时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锐部队。要堵截突破我方战线的敌军，要撕开德米扬斯克等地的包围圈，要重新夺回查尔科夫，都得由党卫军上去冲锋陷阵。军装领子上那两个古日耳曼字母S并不让我感到厌恶。对自以为已是堂堂大丈夫的男孩来说，关键的是加入哪个兵种。即便不能去特别报道中已很少提及的潜艇部队，那么也要去“耶尔格·封·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当坦克兵。我在白鹿区指挥部得知，这是一支新建的部队。

我知道弗伦茨贝格是谁：他是农民战争时期施瓦本联盟的首领，人称“雇佣军之父”，以争取自由和解放而闻名。再说，党卫军也不无放眼欧洲的风范：在各个师团里协同作战的志愿兵中有法国人、瓦龙人、佛兰德人和荷兰人，还有不少挪威人、丹麦人，甚至还有中立的瑞典人，他们都在东部前线参加一场据说要在布尔什维克洪流滚滚而来时拯救欧洲的保卫战。

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 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

我接受坦克兵的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文章为缩编，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