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1897-1979)，笔名宋佩韦、无我，海宁硖石人。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

嘉兴的文人，为人处世一般都比较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说得好听点，这叫低调。但文人总归是文人，免不了要沾染些酸气、呆气、书生气，有心想唱个男中音、男低音，一不小心还是闹了个一鸣惊人，比如名编辑宋云彬便是。

宋云彬的名头现在不算大，其实在当年也是个了得的人物。别的不说，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宋云彬是主持者与参与者，《二十四史》的整体标点体例，就是由他策划起草的；《二十四史》最早出版的几部书，他都任责任编辑，并亲任《史记》与《后汉书》标点校勘工作。这种手底下见真章的活，怕不是一般的所谓专家学者能拿得下来的。

宋云彬年轻时，人称“云少爷”，这固然是因为他出身于海宁富绅家庭，穿长衫、踱方步，少爷派头十足，更是因为他性格率真、任情，有话就说，有炮就放，全不看人家眉高眼低，一副“少爷”脾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宋云彬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国文组的召集人，这个“组长”说不上是什么级别，宋云彬却挺当回事的。范文澜是史学权威，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成为名重一时的名著。《中国通史简编》作删改后，准备用作高中课本。宋云彬在审阅后，结论却是“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作为高中教材“勉强之至”，竟退了回去。过了数月，删改后的教材再请他审阅，他认为“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就给范文澜写了封信，把书中的种种错误与缺点一一指出。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尊为“中共五老”之一，有着很高的声望与地位。当时的《中等国文》第三册中选了徐特立的两篇文章。宋云彬审阅后，却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如果说，徐特立并非文章名家，宋云彬专从写作的角度来批评，人家心里不痛快，嘴上也不好说什么。问题是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家，宋云彬也拿出少爷脾气，照批不误。清华大学的“大一国文教材”选了茅盾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宋云彬认为此文“疵谬百出”，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样的作文，倘放在以前，是要被老师打上十几下手心的。如此“吹毛求疵”之下，经他手出去的教材，质量之高可想而知。几十年过去，现在编教材这事，已沦落到没什么技术含量了，随便一个高校的教授，拉上几个研究生、本科生搭个草台班子，剪剪贴贴，一年半载就能整一本出来。教材主编们应当感到幸运，因为“云少爷”这样的人物少之又少，否则一大批教材怕早就胎死腹中了，倒也可以为国家节约不少木材。

平心而论，像茅盾、范文澜、徐特立这样的名人，拿出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再差也不至于“疵谬百出”、“不知所云”，宋云彬的“酷评”显然是失之偏颇了。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宋云彬故作惊人之言，无非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而已，别人看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于他却是实在人说实在话，至于对方官大官小，是否名家，则不在考虑之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吧。当时的宋云彬，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也算是个不小的官了，但他仍是一副洒脱的书生意气。有次他路过一个西瓜摊，一时兴起，买了几块西瓜，就站在瓜摊边啃了起来，恰好为郑振铎看见，两人相对大笑，一起步行而回。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述，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读到这里，真是感慨，现在的人，大凡做了个芝麻官，便早早把架子端了起来，哪里还有宋云彬这般的自在。

宋云彬的洒脱率真，不独是在得意时，即使坎坷失意时，他仍是我行我素的“云少爷”。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罢官降薪，生活拮据，他就像个当地老农一样，赤脚去买菜、看电影，别人以为怪异，他却坦然自若。宋云彬在一则日记说：“上午赴小菜场买小菜，打赤脚去。近日在家终日跣足，畅快之至，几乎忘却人应当穿鞋矣。”另一则日记云：“大家到镇上走走，我买一把雨伞，回来正值大雨，赤脚打伞而归。”宋云彬或许是以赤脚来表示他对苦难的不在乎，或许是以这样的怪相来抗议现实的不公，或许他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只是喜欢赤脚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也只有“云少爷”这样的人物，才当得起“名士风流”这四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