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王国维向沈曾植请教有关音韵方面的学问，是一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1915年，已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王国维来到上海，拜见名满天下的沈曾植，闲谈时，两人聊到了清人郝懿行的训诂学名作《尔雅义疏》。沈曾植说，其实《尔雅义疏》的草木虫鱼鸟兽等篇中，很多是以声为义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声训”），但前人对此似乎未能会通，何不把它研究整理一下呢？“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沈曾植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放在现在，是可以好好地开设一门专业课，写几部著作出来的。果然，王国维受此启发，回去后就写出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这也是王国维的名作之一。

以我极为有限的训诂学、音韵学知识，也可以看出，沈曾植对王国维所说的这番话，虽是闲谈，实际上已思考得十分系统和成熟，有思路、有方法、有实证，当时正在蛰居不出隐于海日楼中读书的沈曾植，本就无事可做，何不花上数十天时间，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纵观沈曾植的学术生涯，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点到为止”的事还有许多，这不能不说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沈曾植所涉及的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达到了当时的高峰，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在近代学界，像沈曾植这样于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乃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妙擅的硕学大儒，确然无人可望其项背。王国维在有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学者只要领会沈曾植的片言只语，学到他的某一方面，就足可以成名成家。这虽是祝寿时的恭维话，却也不算溢美之词。然而，相对其成就而言，沈曾植的著作少得不成比例。钱仲联在《沈曾植遗墨选》的序中说：“沈曾植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账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书笔记、简端评识而已。”沈曾植的《海日楼札丛》，也是钱仲联从沈曾植的后人那里搜集到的材料加于整理而成，所以他称之为“畸零汇辑之书”。

沈曾植没有把他的学问化成煌煌巨著，“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平心而论，其晚年在上海时，与一班遗老诗酒流连，赋诗作画，日子过得相当的悠闲，不至于连著书的时间也没有。也许，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几句玩笑话倒道出了个中原因。王国维向沈曾植请教“治古音之学”，沈曾植笑着说，你不是很会自己命题研究吗？何不多命几题，让我也作为“遣日之资”吧。两人相对而笑。“遣日之资”云云，就是把做学问当作排遣情绪、自娱自乐之事。说句不恭敬的话，研究学术，对沈曾植而言，就像酒徒嗜酒、麦霸K歌一样，完全是乐在其中，不要说以之博取功名利禄，成名成家，就是撰写成书也是懒得去做，完完全全只享受过程，不追求结果，做学问本身就是一切，用一句西方的话来说，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

明乎此，便不能理解，沈曾植的不少名作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比如他在京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时，一次俄国使臣喀西尼将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等三篇碑文送到总理衙门，说是请教，其实也是个故意考校的意思。沈曾植就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俄国人大为佩服，“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倘若没这个刁钻的俄国使臣，说不定沈曾植就懒得写这三篇考据文章。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曾记道：“乙庵与客（即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座中亦无可搀言。”正是遇上了伯希和这样谈论学问的好对手，沈曾植才会滔滔不绝，以致旁人都插不上嘴。据沈曾植的学生胡小石说，沈曾植竟能背诵《资治通鉴》。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能否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怕真不好说，但沈曾植熟读《资治通鉴》并下了很深的功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他并没有写一部有关《资治通鉴》的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们不免要遗憾，因为这种以学问自娱的态度，沈曾植的许多精彩论断如咳吐珠玉，随风而逝，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感到幸运，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沈曾植也许只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梁启超曾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沈曾植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大学者。以沈曾植之风范，回看今日为职称、为成名、为升官、为做老板而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努力出专著的专家学者们，不由得要如孔夫子般喟叹一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