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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从想象陨落的地方讲起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7-03-14 12:24:00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举报

对于贾平凹小说《极花》进行言说的困难程度,其实联系着我对近些年部分文学作品及评论的思考、困扰。按照墨守成规的“套路”法则,我当然可以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待《极花》的书写意义,但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迅速地自我否决了。因为单就《极花》内部展现出的驳杂性与繁复性而言,所谓“城/乡”的表述方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落伍。既然如此,那么不妨让我从这部小说的结尾起笔吧。

《极花》的结尾成为相关媒体进行宣传炒作的噱头:被人贩子拐卖至边远山村的女主人公胡蝶,在经历种种磨难后获救逃脱,但最终胡蝶还是选择回到改变其人生际遇的圪梁村。这处几近反转的情节设置,也让《极花》在问世后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争论:贾平凹是不是在为拐卖妇女的行为动机进行辩护?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在面临社会转型时的无措与无奈。

在过去百年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城市”与“乡村”总有一方在相应时期成为“想象”的起点。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都市文明的渴求,九十年代关乎田园牧歌的眷恋。这种渴求抑或眷恋在部分程度上逸出了地理学指认的范畴,更多延伸向个体精神世界的缺口。但诸如此类的“想象”在《极花》中几近失效。

这并非说明《极花》不存在“想象”。胡蝶初到城市,即晕眩于繁华光景当中,这让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要做城里人”的念头。由念头出发,便延伸拓展为一种关乎城市的空间想象。但胡蝶随后不幸遭拐卖的事实,使她内心的憧憬盼望旋即熄灭。但真正导致胡蝶“想象”陨落的时间点,却是在她被成功营救返城以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百感交集的苦痛经历,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生动”素材,而周边的人们津津乐道于胡蝶的所见所闻,即使这“所见所闻”中饱含着胡蝶自身无法言说的隐秘与痛楚。城市的“神话”与“幻象”也在此时轰然倒塌。

胡蝶的重返圪梁村,更像是贾平凹在叙述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因为无论是小说里的胡蝶,还是小说外的贾平凹,都明确知道:城市与乡村的方位游移,都必然包含着各自的人生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出走”与“重返”成为人物的行为动机,而所谓的“停留”,只是为下一次的“出走”与“重返”提供前提条件。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代作家现今遭遇的最棘手问题在于,他们可以回望过去,追述记忆,但却无法给未来指出方向。贾平凹个人的窘境,其实也映照出一代文学集体的窘境。尤其是在这个现实比文学创作还更为荒诞的时代里,所有斩钉截铁的爱恨情仇,都可能最终沦为虚无泛空的泡沫。

当胡蝶看到同样被拐卖到圪梁村的年轻女子訾米,成为立春、腊八两兄弟分割家产相互争夺的“财物”时,她不禁质问訾米到底是人还是物件,訾米的回答透露出对于现实世界的缴械投降:“我只是个人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极花》的评说完全不必拘泥于城市或乡村的二元结构差异,因为“人样子”其实已经趋于成为当下部分群体带有广泛特征的精神意绪——具有人之形貌,却无人之魂灵。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很快便顺从接受了某种宿命式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准则,即使如此的人生安排充满着荒诞失序的异样气息,但麻木疲软的内心让这群人丧失掉推倒重来的勇气与能力,继而也就放弃了追求尊严与信仰的权利,他们也便只能是一副副如同行尸走肉般的“人样子”。

对于“人样子”的困惑与思考,在贾平凹晚近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如《带灯》、《老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至少就《极花》的吊诡结局来看,贾平凹依旧还是无法有效获取“人样子”问题的解决方式,故而他只能让身心俱疲的胡蝶重返圪梁村,在虚拟的情境营造下投射出一种无从选择、别无他法的现实人生。

来源 :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 顾奕俊    编辑:李 建     责任编辑: